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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岛评论

群岛诗群:海洋诗歌的探索者


 
                                                              啊呜
 
     群岛诗群诞生于岱山岛。这一特定的地域因素大概注定了这个诗群与海洋诗歌之间不可切分的缘分。所谓海洋诗歌,是在题材上以海洋为核心,能展现海洋风貌与气质,更渗透海洋精神的一类诗歌,因此其在审美取向、风格特征上必然地区别于山水田园诗歌、军旅诗歌、打工诗歌等等其它类型诗歌。事实上,在诗群诞生之前,舟山的诗人也是将海洋作为创作的主要关注点。而发展这样一种类型的诗歌,对于群岛诗人而言,就成了自然的选择。
    千百年来,舟山人一方面靠海吃海,另一方面也一直与海上的大风大浪搏斗,这种既依赖又抗拒的复杂心理,和群岛诗人对历史现实的观照糅合交缠在一起,再加上群岛诗人们不断探索发展的海洋诗歌内蕴、创作技巧和审美精神,共同构成了繁复绮丽的诗意景观。
 
    一、意象风格的建立
      袁行霈在《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中说:“诗的意象和与之相适应的词藻都具有个性特点,可以体现诗人的风格。一个诗人有没有独特的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即取决于是否建立了他个人的意象群。”[1]群岛诗人在发展海洋诗歌的过程中,已逐步建立起若干个特征鲜明的意象群,这标志着群岛诗人笔下的海洋诗歌已经具备了一定的风格特质。
比如谷频的诗作中以思念之意为内核构建的意象群“搁浅睡眠的异乡”、“思念的火柴”、“浪花的床榻”等,以动荡之意为内核构建的意象群“风暴的残片”、“流速”、“散失的章鱼”等,以黑暗感受为内核构建的意象群“夜航船”、“像黑色的毛毯”的“潮水”、“航标”、“亡灵和苏醒”、“回到唇边”的“巨鲸”等,这一系列意象群,都贯穿了一种不安的漂泊感。上述意象来自于他的《宁静与骚动》、《简单的场景》、《漂泊的航程》、《夜晚八点的车渡》、《航行》、《七家村的水手》等代表性作品。诗人对海上动荡的航行生活有深切的体验,远离海岸的生存带来对稳定感、安全感,特别是家园式温情的渴求,捉摸不定的气候环境更容易让人产生纵情、狂躁,甚至毁灭类的生命感触。
与谷频的漂泊感相对立的是舟子的归属感。在《春草一样闪亮的海》、《我的波浪家园》、《久远的东沙角》、《站在港口观望落日》等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像鱼那样自由呼吸”的“我”、“东海雄浑的呼唤”、“用波浪喂养”的“诗歌”、“翘盼良久的海域”、“波浪家园”、“波浪的长发”、“披在东沙的肩上”的“波浪”、“童年般的宁静”、“海水的内衣”等等意象。这些意象显示着诗人与海的亲近感,很多时候诗人更是以海为家——把海洋看作生存依赖的家园、精神依托的家园。
         但不得不说,站在大海面前,能以强烈的归属感与大海完成互相接纳的诗人并不多,更多的是以人的视角,发现自我的渺小与孤独。郑复友和李越正是探究这类精神感受的两位代表性诗人。
郑复友的长诗《洛华岛》中有如下意象:“孤岛”、“孤独的矗立”、“彼此隔阂的岛屿”、“衰老”的“岩石”、“墓碑耸立的死亡”、“淫雨霏霏”、“网”一般的“黄昏”、“蓄满泪水的云朵”、“蝙蝠起舞”、“黑暗的重量”、“被苦难拗弯的月亮”等等。这些意象可以归为两类,一类以岛或岛的附属物为基本物象,即上文所列前五个,另一类以岛的相关物为基本物象,即后六个。前者主要呈现岛的形单影只的面貌,后者则通过渲染烘托等方式,以压抑、沉重的氛围强化这种孤独感。
     与郑复友偏重抒发沉吟压抑的孤独感不同,李越较多地选择将之呐喊出来,仿佛有不可遏制的疼痛感。比如强调力量感的:“焚烧的闪电”、“喝斥”、“打破中心”、“倾覆船只”、“突然爆发的音乐”(《从魔鹰谷望海》);“恼怒”、“猛咬”、“狂喊”、“悲苦雷一样传来”、“翻滚”的“雷声”、“被风塞住”的“吼声”(《大鲸鲨》)等等。又比如强调时空上的宏大感的:“一百年”、“一百盏闪烁的鬼火”、“二十匹老马尖叫”、“另一个世界”(《哀歌与献辞》);“巨大的怪影”、“千年的泪水”、“大洋的肺部”(《大鲸鲨》)等等。诸如此类的意象群让李越的作品显示出高昂的抒情姿态,也必然带来澎湃的激情风格。
     而从苦痛中寻求超脱感的,也不乏其人。毕竟舟山处在观音道场普陀山的佛教文化影响之下,朱涛等部分诗人,就曾在诗歌中构建出具有超越世俗或带有宗教特征的意象群。比如朱涛的《水王》,将隐含道家精神的“渔父”、“忘记鱼是鱼”、“忘记炊烟”,和代表佛家意旨的“肉胎”、“三十万朵莲花”,以及表达儒家治世思想的“载舟覆舟”、“水”和“源”等意象,糅合在一起,以传递一种出世的旨趣。
     其他诗人,如寻求在流畅柔软的意象描摹中进行情感渗透的厉敏,强调生命感知对海洋形象直接介入的姚碧波,突出冷寂自由意念传递的缪韬,在温柔敦厚中展示把控感的侯宏琦等等,也都已经或正在凸显他们的风格特质。而风格的形成,恰是其诗歌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二、生命意识的探寻
      群岛诗人多是土生土长的舟山人,海岛的生存形态和生活方式是他们熟悉并深深沉浸其中的。从生存经验向诗性观念转化的过程中,他们有相当自觉的价值认知。诗人谷频在2008年的舟山海洋诗歌研讨会上就曾表达过这样一层意思:“很多诗人仅仅把海作为一个生命的点缀和精神象征物的道具,这造成了海洋文学创作的最大缺陷,缺乏内敛的、质感的东西。我们应该更多去体现在本土腹地上写作的原创价值观,将海洋文学的创作主流回归到关注海岛人生生息息的苦乐哀痛,转向生命关怀的终极寻找。”而王幼海则谈到了更现实的层面:“几年几十年甚至于几百年以后,渔村也将城市化,到这时,我们海洋诗歌创作的源泉将在哪里呢?我们是否只能从记忆中去搜取或者感官上认识呢?作为海洋诗歌,我们有义务面对这一切,记录当下经历这一进程中社会群体的种种体验。”
     正是基于这样的观念,群岛诗人对以海为背景的生存、生活、生命的感知与思索,也不断突破个体的意志,而抵达普遍性的经验。
     比如厉敏的《解剖一条鱼》:“剖鱼刀轻松地挺进鱼的内脏/仿佛打开一只甜瓜那样随便/一个生命被漫不经心地拆散/飞翔的腮和青春的心/一下子从鱼的梦境中被摘除/此时,鱼已是一间/无人居住的空房”。显然,他将杀鱼的过程放大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外力对生命的拆解,人对鱼是如此,海对人又何曾两样?这首诗几乎是几代靠海吃海的人的生存经验与苦难记忆,其象征性的描述让人感到一个尚未完全远去的时代的血腥。
事实上,厉敏的这首诗是基于最基本的生存意识而生发的对生命存在及价值的感喟,类似的主题在其他群岛诗人的作品中也多有涉及。如果说这类作品还难免带有一些旧时代、旧渔村的印迹,那么谷频、苗红年、幼子等人则较早地进行了更为现代的人的精神困境的探索。
     谷频在《漂泊的航程》中这样写道:“当潜游身边的时钟拔快了黑暗/躲进床上的只是情欲的假设/那个你前生就想勾引的女人还在下舱/而潮水却像黑色的毛毯漫过了胸口/我必须相信,你是这个季节/最优秀的种马,露出的牙齿从没有/明亮与阴影。郁闷的生活是易碎品/多么需要夜晚出没的人/在怀中保管,如果“砰”地一声/那肯定有风暴的残片落到了甲板上”。诗人描摹了在意外清醒状态下的情欲压抑。远洋航行中,抒情主体在无法以“睡眠”解决情感苦恼的情况下,感受了生命航程中纠缠的欲望冲击,就像“潮水”,“像黑色的毛毯漫过了胸口”,以至于整个生存的状态都显现出暴风雨前的宁静,让人感到一种无处释放的不安。这种欲望与不安的缠绕,与传统或古典的更多探讨生存本身的记忆相去甚远。
     幼子则是较多地关注现代人的“自我”。他的《晨雾中大海》一诗有这样一段:“多少背影分开又叠拢,加深着往昔/那是苍茫的父亲仍在天边回头/不声不响,也笼着一身的白纱/看我们尚未苏醒,但身已走远”。这里面隐含了三个“我”:看到“父亲”的“我”,“父亲”眼中尚未苏醒的“我”和“身已走远”的“我”。弗洛伊德对“自我”作定性时认为,“自我”是一个痛苦的存在,一方面要想方设法满足本我对快乐的追求,另一方面又要接受超我的控制。在这种矛盾的境地中,自我往往会有种种失衡、逃离、扭曲、分裂的状况发生。王幼海善于将“自我”分成若干个,以达到一种撕裂性力度的呈现。《晨雾中大海》便是以这种分裂“自我”的形式,通过亲情回忆,对比了人生成长的差异性认知,从而暗示某种代际隔阂的隐痛。
       从整体来看,群岛诗人对生命意识的探索较多地集中在精神自由、情欲纠葛、对自我的审视、对物化现实的抵御、对死亡的认知等层面,除了前述作品外,苗红年的《贝壳》、《船》,谷频的《狩猎者》等等也都有相关或相类的表现。而这样的探索越多,越让人感到现代人的困境首先是现代性的困境。在个人主义、科学霸权、工具理性等的交替作用下,人的枷锁已经变得隐晦而不易被发觉,诗人们较多地从个体生命出发,探寻幽微,固然往往能触及生命深处的东西,但恰如卢梭在《爱弥儿》中所说“我们所有的智慧,都脱离不了奴隶的偏见”,这种探寻与发掘往往不得不面对无从破解的终极僵局。这大概正是诗人们普遍展现的诗性痛苦的根源。
 
    三、海洋精神的呈现
      海洋诗歌呈现海洋精神,本是题中应有之义。从群岛诗人的创作来看,较为突出的有两种。
      首先,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在群岛诗人的作品中有很好的体现。比如李越的这些句子:“包容一切,也缩身于/一团小小的星浪”(《从魔鹰谷望海》),“只有这陶罐依旧圆润晶莹/它容量无比,吸收全部的光明/黎明又释放它们/它的腹部不断膨胀/像一只小小的宇宙”(《巨陶》),“那么,请接受我的献辞吧/宽恕一切罪孽,像早晨宽恕夜晚”(《哀歌与献辞》)。又比如谷频的句子:“大海,我这一生只能在你的身上去逃避/所有罪恶”(《一个人的海滩》)。再比如吴常亮的句子:“它不屑于风暴的到来/也不关心头顶的云朵/它只看见一切生命的演化”(《永远的岱衢洋之二》)。还有颜平的句子:“上帝的祈祷/与魔鬼的诅咒混淆。/哦,一切恨消融;一切爱萌发,/滋长,蔓延……”(《大海》)等等。在这些诗句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光明还是黑暗,善意还是罪孽,也无论生命还是死亡,爱还是恨,都被收纳到一处,或成为平等的存在而各自生发意义,或此长彼消表达作者的价值观念。这样的包容精神也让海洋诗歌本身显出大气开阔的特征。
      其次,黑格尔说:“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的无限的时候,他们即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2]。涉及渔民生存的大量诗歌作品,正是在此意义上展示了冒险、搏击的精神,诸如厉敏的《黑潮》、《水手》,李越的《大鲸鲨》、朱涛的《空白》、吴常亮的《永远的岱衢洋之一》、徐嘉和的《船》等等。当然,这样的展示在海洋诗歌作品中并不鲜见,难得的是有诗人从中延伸出一种英雄主义的情怀:“如果我们的撞击/能点燃黎明 /我们不后悔燃烧的代价。”(厉敏《穿越动荡的午夜》)“不是辽阔的自由不要/不是浩荡的狂澜不要”(苗红年《鱼之死》)“我的灵魂,已辽阔得像风暴中的天空一样。”(陆雄《你们说:这就是等待吗?》)这些诗行之间,既有选择毁灭的决绝,又有对峙毁灭性力量的狂放。这样的情怀让冒险和搏击的精神增添了一份悲壮崇高的美感。
 
      事实上,受制于笔者阅读的局限,群岛诗人的创作特征并不能一一尽述。更何况群岛诗群的诗人们从来没有一个体系化的流派形式,更没有共同恪守的创作理论,各自为战的他们,本就是难以概论的。仅仅因为共同的题材方向形成一个群体,却也恰好为他们之间的交流切磋、取长补短提供了更丰富广阔的可能。我们于此期待他们在诗歌写作上更多的发挥与创造。
 
 
注释:
[1]袁行霈《中国艺术研究》,第6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2]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第83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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