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峰
岱山古称蓬莱乡，宋代设立盐场，并形成市镇，称“岱山镇”。经济、社会的发展，必然带动文化教育的兴盛，地处边远海岛的岱山，自古就洋溢着浓浓的书香。
在舟山市的两区两县中，古代岱山的进士、举人等数量仅次于定海区。两宋时期，岱山出过三位进士，即许孚、蒋猷和徐愿，南宋末设立岱山书院也是自然而然的事。南宋咸淳七年（1271），岱山儒士魏榘等联名请于县，县给旧酒坊地基，拨公款以建书院。岱山地处海岛，办学条件素来艰苦，书院“田产皆无”，但自南宋始建，一直延续至元朝，至明初而废，长达百年，期间也留下不少相关的诗文与历史文献。如，南宋昌国知县赵与氵禾  、南宋学者黄震分别撰写的《岱山书院记》，以及明初文人郑真的诗篇《送岱山书院陆山长》，还有元末陈麟重兴岱山书院的史料等，对于了解宋元时期的岱山书院颇有意义。
笔者在明初名吏陶安的文集《陶学士先生文集》中，还发现与岱山书院山长黄文敬相关的诗、文各一篇，即《送黄文敬长岱山序》与《送黄文敬长岱山》诗，为舟山现有地方史志所未载。解读这一诗一序，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元代岱山书院的办学情况。
 
一、陶安与岱山书院山长黄文敬
 
陶安，是明代名吏，也是明初的政治家、文学家，《明史》有其传。陶安，字主敬，安徽当涂（元时属太平路）人。少敏悟，博涉经史。元至正四年（1344），参加江浙乡试，考中举人，先任教于太平府学，后历任南京明道书院、余姚高节书院山长。元末战乱，其避乱家居。朱元璋称吴王后，在金陵初置翰林院，首召陶安为学士，征诸儒议礼，命陶安为总裁官。明洪武元年（1368），陶安任知制诰兼修国史。在朝十余年，恪尽职守，朱元璋十分欣赏陶安，御制门联赐之曰：“国朝谋略无双士，翰苑文章第一家。”
黄文敬是陶安同乡。陶安在《送黄文敬长岱山序》中称其：“居芜湖，自少有能文声，端厚专勤，蕴徳不伐，弟子盈门，礼法森整，邑大夫乐称而争重焉。”当时的芜湖县同属太平路，黄文敬以教书为业，在当地颇有名气，为士大夫所称赞。他比陶安晚几年中举，后赴大都（北京）参加会试落第，次年便“赴官海上”，到岱山书院担任山长。《送黄文敬长岱山序》称其为“江浙贡士”，因元代太平路隶属于江浙行省，下辖当涂、芜湖、繁昌三县，陶安与黄文敬实为同郡同乡。
关于黄文敬的史料存世较少。据清嘉庆年间的《芜湖县志》卷十三记载：“黄礼，字文敬，至正间领浙江乡荐，任山长，明初征授浙江龙游县主簿，未几称疾归，教授子弟，乡称铉州先生。洪武中，一时公卿名士多出其门，有诗文十卷，名《迩言录》，今散失。”由此可见，黄文敬本名黄礼，文敬为字，《芜湖县志》中所载“任山长”，即为岱山书院山长。
二、《送黄文敬长岱山》诗中的书院印记
 
陶安的《送黄文敬长岱山》诗全文如下：
都门烟柳去年时，回首文光照岛夷。半石琢成司寇像，空庠留得侍郎祠。
坐看贾舶分盐利，自笑行囊少俸资。最是郡城文献地，不妨来往结相知。
这首诗当作于陶安任职余姚高节书院山长前夕。诗中“最是郡城文献地，不妨来往结相知”，说的便是陶安将在郡城庆元（今宁波）任职，盼黄文敬前来相聚、共叙旧谊。《送黄文敬长岱山序》中也有言：“余与文敬为同郡人，前后俱以乡贡为同道，复同选为浙东教职，在斯文素为同心。”可见，该诗作于陶安任职余姚前夕，已获任命，但尚未赴任。
据魏珂在《元代书院山长角色的转变——以元末学者陶安为中心的探讨》一文中介绍，至正十一年（1351）考满，陶安自金陵归，设教郡庠；至正十三年（1353）冬任余姚高节书院山长。结合《送黄文敬长岱山序》中“明年春，承乏越上”的表述，陶安很有可能于1353年冬受聘，1354年春赴任余姚。由此推断，黄文敬赴任岱山书院山长也在1353年。
诗中也侧面展现了岱山书院的风貌。“半石琢成司寇像，空庠留得侍郎祠”一句里，司寇即曾经担任过“鲁司寇”的孔子，孔子像是古代书院的标配。但是诗歌中使用“半石”一词，则刻画出书院的“简陋”。“空庠留得侍郎祠”，庠即学校，“空庠”同样凸显办学条件的清苦。“侍郎祠”一词，可能指的是书院内纪念某位侍郎的祠宇。
查岱山文教史料，宋元时期与当地文教相关的“侍郎”，为曾经担任吏部侍郎的南宋学者袁燮及其子袁甫。袁燮（1144-1224），字和叔，浙江鄞县人，南宋学者，淳熙八年（1181）进士，历任江阴尉、太学正、国子祭酒，吏部侍郎兼侍读等职。袁甫，宋嘉定七年（1214）进士第一（状元），授秘书省正字，历任徽州、衢州知州，政绩卓著，官终兵部侍郎兼吏部尚书。据传，袁燮、袁甫父子早年常往来昌国讲学，与舟山渊源深厚，岱山书院一说便是为纪念袁燮而建。也有说法称定海、岱山旧有袁燮、袁甫父子墓址，也有学者认为这可能是衣冠冢。明天启年间的《舟山志》甚至记载袁甫是岱山人。《定海厅志》卷十二《寓贤》记载：“甫居岱山久，学者多从之游，故燮与甫并祠于昌国‘乡贤’。”由此可见，岱山书院的“侍郎祠”应为纪念袁燮、袁甫父子而设。二人堪称岱山书香文脉的引路人，岱山儒士对其尊崇有加，故而立祠纪念。
牵头修建岱山书院的魏榘，便是袁燮（号絜斋）的学生；中进士的徐愿、许孚等岱山读书人，也都曾受业于袁燮和杨简（号慈湖）两位南宋时期的著名教育家，袁、杨在昌国的门人，对岱山儒风兴起起到了关键作用。南宋咸淳七年（1271）魏榘等人申请建书院时，昌国县令赵与氵禾  在《岱山书院记》中云：“淳熙间，宸宠以镇鳌之名，山川改观，诸乡老负笈于慈湖、絜斋二老之门，师友渐摩，儒风日盛。”
 
三、《送黄文敬长岱山序》中的岱山书院
 
陶安的《送黄文敬长岱山序》一文，内容相对比较丰富，全文四百余字，主要介绍了黄文敬的科举经历，对其不畏艰险渡海前往海岛任教表示赞赏，并希望和黄文敬能够相会“越上”（浙东）。细读《送黄文敬长岱山序》（以下简称《序》），字里行间也有不少内容反映岱山书院的一些细节。
 
1.岱山书院山长，由江浙行省聘任管理
元代时期岱山书院的山长由江浙行省聘任管理。《序》中明确记载“行省授岱山书院山长”，又称“江浙贡士黄文敬，去年会试中书，今年赴官海上”。这个“官”字说明当时的山长由朝廷委任，冠以行政级别，领取朝廷俸禄，纳入官制系统。元大德《昌国州图志》也有“学官一员，山长”的记载。
书院由行省直接管理，反映出元代书院官学化的趋势。元朝统治者为缓和蒙汉民族的矛盾，笼络汉族士心，对书院采取保护提倡的政策，同时也逐渐加以控制，故书院山长必须由行省直接任命，因此江浙行省各地的学者陆续被聘为岱山书院山长，也促进了文化教育的交流与传播。
元代书院的山长，一般由举人担任。在元代，由参加会试下第的举人充任书院山长制度化的时间为至正元年（1341），元代文人戴良在《送丁山长序》中云：“至正辛巳之岁（即至正元年），科举既辍而复行，朝廷遂著令，以乡贡下第者署郡学正及书院山长。”学者李兵在《书院与科举关系研究》中说：“以下第举人充任山长，这本身就是书院与科举密切关联的表现，而且以举人充任山长，不但能通过为下第者提供出路而刺激读书人的积极性，而且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书院的科举教学水平。”
而在南宋末期，岱山书院山长往往是由民间推选聘任，书院通常由府县管辖，山长一般是聘请当地学者乡贤担任，而非朝廷命官。宋咸淳九年（1273）建成岱山书院时，郡守刘黻捐公币以助，“邑寓王一桂、赵若表请许君定职教导”，“请乡先生许定正席，乡之人士得以藏修息游其间”。南宋末年的岱山书院首任山长为当地乡贤许定，且并非官方安排，而是由寓居当地的乡绅推选。
 
2.岱山盐业与岱山书院
（1）书院兴起源于南宋盐业发展
宋元时期，盐业是岱山的支柱产业，也是国家赋税的重要来源。朝廷在岱山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及管理资源，带动了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从南宋《昌国县境图》可见，当时岱山岛上有“岱山场”“高亭场”两大盐场，有“知监厅”“监盐厅”两处盐业机构，有“岱山寨”军事组织，还有“道院”“藏院”“超果院”“陈王庙”等宗教信仰场所，以及“岱山坊”酿酒作坊等。南宋时期岱山岛的经济发展水平在舟山群岛中仅次于舟山本岛，经济兴盛必然带动文教发展，南宋末年设立岱山书院，正是顺应时势之举。
只是岱山书院建成之时，已近南宋末年。书院于咸淳七年（1271）启动筹建，咸淳九年（1273）落成，仅仅两年后，蒙古大军便南下攻宋，1276年临安陷落，南宋名存实亡。刚搭建起办学框架的岱山书院“恒产皆无”，办学面临朝代更迭的严峻考验。
元朝建立初期，岱山书院办学估计出现过短时间的停滞。《昌国州图志》记载：“书院在岱山，因以为名。往宋咸淳癸酉，里人魏榘等请于郡，以岱山废酒坊空官地建立，未就绪而归附焉。恒产皆无。”又载：“迄于至元三十年（1293），本处盐场官徐应举、朱许芳买民屋二间（至正《四明续志》作‘三间’），迁于市以存其名。江浙省未知其详，例以为阙。”这段记载说明两个问题：一是盐场官员出资买下民房作为书院校舍，建筑规模十分简陋；二是迁址仅为“存其名”，办学规模极小，江浙行省并不知情，按惯例将其视作废置书院。
（2）元代发达的岱山盐业与简陋的岱山书院
元代岱山盐业持续发展，但书院办学规模并未随之提升，与地方政府的重视程度直接相关。
元大德《昌国州图志》卷五记载：“岱山盐司，往宋额止七千二百袋，每袋三百斤为一引。岁办盐七千七百六十九引，每引四百斤。”由此可见，岱山盐业产量较宋代有明显增长，但岱山书院依旧十分简陋。宋元时期的岱山书院几乎没有田产，“实未有所赡焉”，不仅对读书人的物质激励极少，山长俸禄也缺乏保障。
直到元顺帝至元二年（1336），昌国州判官许广大重修岱山书院。至正《四明续志》记载：“设颜子像以配享，仍给富九都沙涨涂田，以供祀事。”昌国州划拨“富九都沙涨河涂田大小一十四所”作为赡学田，岱山书院终于有了自己的田产。书院日常开支涵盖山长、教师、行政及杂役人员的薪金，工食钱和生徒的膏火银以及办公经费等，田产作为书院的经营资源，对维持办学意义重大。只是所谓“以供祀事”，其解决的主要还是日常办公经费。
至元二年，昌国州还修建了门楼三间、礼殿三间、讲堂三间，岱山书院的规模得到提升。然而好景不长，到至正二年（1342）四月，书院又因飓风而圮。到1353年前后黄文敬赴任岱山之时，书院几乎又是一穷二白的光景。
陶安在《送黄文敬长岱山诗》及《序》中对岱山盐业也有所描述。诗中“坐看贾舶分盐利，自笑行囊少俸资”，写的便是岱山盐业发达，盐商获利丰厚，而黄文敬作为书院山长却俸禄微薄、囊中羞涩。
在《序》中，陶安说：“文敬越大洋，登讲席，吐其剩余，化渐卉服，无金谷尘鲠于懐，彷徉凭览，挹暾光于未晨，睇神州于无际，且有珍鲜美错之饶，鹾商货舶之富，可泛视为海之穷裔哉。”在这里，他以“鹾商货舶之富”形容岱山盐业发达，“鹾”便是盐。
 
3.海岛办学的艰辛与意义
元代书院是地方官学的补充，在地理上填补了地方学校的布局空白。岱山书院是古代舟山唯一建立在本岛以外的书院，且经历的时间跨度从南宋末期到元末明初，长达上百年。尽管办学条件简陋，却体现了古代海岛民众对教育事业的执着追求与渴望。
元代把书院山长当作学官，调派各地学者赴海岛传经送宝，有助于海岛文教事业的发展。但办学条件恶劣，再加上海路阻隔，往往令各地学者望而却步，不少人不愿赴岱山任教。
黄文敬作为安徽贡士、资深的教书先生，冒险渡海前往海岛任教，兼具教育情怀与牺牲精神。陶安在《序》中评价：“岱为海岛，隶四明，渺然波涛之黑，蔚然林薄之翳，精舍数椽，命官任教，将以文明被于幽遐。”海岛是教育薄弱之地，宋元时期州县学大多设立在州县中心，昌国县的翁洲书院、虹桥书院也都在县城，离岛学子求学艰难。岱山书院让海岛学子就近入学、得遇良师，可谓功德无量，陶安称其“以文明被于幽遐”，并非过誉。
在偏僻的蓬莱乡设立一座书院，历时上百年，在古代中国教育史上实属难得。因此，宋元时期有多位官员、学者会写记以赞岱山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