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和导演有时候做了同样一件事，用笔或者镜头，记下了我们身处时间之内的百感交集。李慧英以深沉克制的笔触，为我们构建了一个介于现实与记忆、戈壁与城市、个体与历史之间的叙事空间。这篇散文以记忆为经纬、以地域为场域、以情感为内核，延续了她对西北地域生活的深切关怀，在叙事结构与精神维度上展现出与其早期《阿苇滩旧事》系列作品不同的美学追求。

 

      批评家巴赫金认为，文学不是对现实的简单模仿，而是对世界的一种特殊理解和参与。《雪山故里》正是从个体精神的漫游与内省出发，通过“我”的独行、回忆与沉思，将外部景观转化为内在的精神地图，文中“路缓缓上升，戈壁荒漠草场也随着坡度向上，最后与山完美结合”不仅是地理景观的描绘，更象征着叙述者从现实向记忆、从外部世界向内心深处的精神攀升。

 

      李慧英散文地域特质不仅体现在对戈壁、雪山、草原等自然景观的描绘上，更在于作家通过对这些景观的“情感投射”，使其成为记忆与情感的载体。文中反复出现的“羊髀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喜欢这些不起眼的小长方体。光滑，泛着油脂的光亮……我对着小骨头上的‘耳朵’吹气，能听到什么？草原的风能从中穿过吗？”这些被反复摩挲的小骨头，既是童年记忆的物质载体，也是连接过去与现在、人与自然的精神媒介。作家通过对这些小物件的诗意书写，实现了法国哲学家巴什拉所谓的“空间诗学”——物质空间通过记忆与想象，成为容纳情感与梦想的“幸福空间”。

 

      我在文章中读到了作家身上特有的石油人的人文情怀。《雪山故里》展现了一种在工业文明与游牧文化、现代性与传统之间的复杂张力。对石化公司、值班岗位、生产参数的描述，与对羊群、牧场、羊髀石的怀念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对比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通过叙述者的生命经历将其融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居住在油城，有机器的轰鸣和二十四小时不间歇转动，行业的节奏注定是枯燥与单调的。”正是这种生活，使得对草原、对自由、对过去的怀念变得更加珍贵而深刻。这种在工业文明中保持对自然与传统的眷恋，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放弃精神原乡的追寻，构成了作品独特的人文情感。

 

      同时，我们看到，文章中并未有较为明朗的乡土情怀，更多的是展现了一种“记忆的忧郁”。对逝去婚姻的追忆、对夜间电话的执着、对烟与香的意象使用，都指向一种无法释怀的失去与无法完成的告别。特别是“电话”这一意象的运用极具象征意义：“一根暗线已经无法接通时间的隧道了”。现代通讯工具本应连接人与人，在这里却成为时间断裂的证明；而那些持续多年的夜间通话，则成为一种仪式性的缅怀行为。这种对失去之物的执着追寻，对断裂关系的无法释怀，使作品带有一种本雅明所说的“忧郁的辩证”——通过凝视碎片，试图重建一个已经失去的整体。

 

     特别让我感到惊喜的是作品中“路”意象的使用可称精妙。无论是“沿着路一直向前，寂静随之上升”，还是“其实整片荒漠草场都是路，无数条细小又无比宽大的路”，路既是实际的地理路径，也是记忆的轨迹、生命的历程和精神探索的象征。这种对“路”的多重书写，使作品在具象与抽象、现实与隐喻之间建立了丰富的意义层次。与完整的地方志式叙事模式相比，《雪山故里》更注重那些“无法被完整讲述”的故事。文中多次出现的“她”始终处于迷雾之中，婚姻的细节、分离的原因、后续的生活都被有意地模糊化处理。这种叙事上的留白与缺失，不是创作的不足，而是作家对记忆本质的深刻理解——记忆从来不是完整的再现，而是通过碎片、意象和感觉的重构。“她的故事通向峡谷，在峡谷另一端，有一条沙石路隐约通向它。”这种“隐约”的叙事态度，恰恰赋予了作品更加丰富的阐释空间和更加持久的美学张力。

 

      事实上，我并不喜欢作家对羊髀石的埋葬处理，但并不影响这个结尾是整篇文章的点睛之笔：“将手中的羊髀石放进去，然后把小坑填满压实，培上新土。一座小小的土丘，就在那里不易觉察地隆了起来。”这一行为既是对过去的告别，也是对记忆的安放；既是失去的确认，也是永恒的珍藏。通过这一充满仪式感的举动，叙述者最终实现了与过去、与失去的和解，完成了从执着到释然的精神历程。

 

      李慧英在《雪山故里》中完成了一次深刻的内转与升华。这篇散文作品，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人对故地的怀念，也是一群人的精神反映，是一种在变化中寻找永恒、在离散中寻求连接的时代症候。在我看来，此时的“故里”，已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阿苇滩”，而是一个由创伤、记忆与跋涉共同构筑的精神故乡。文章中的“我”，作为典型的现代灵魂，内心布满时代变迁与个人际遇留下的“千疮百孔”；而救赎之路，并非朝向远方，而是不断地“走出格子的城区”，返归那片熟悉的“万水千山”。正是在这种出走与返回的循环中，我们才能将个体渺小的哀愁置于西北天地之壮阔背景下进行观照，并由此向远方传递更为真切的声音：真正的坚强，是敢于带着一身伤痕，依然去热爱并行走于这莽莽苍苍的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