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色之动心亦摇
                                                                              ——谷频诗歌刍议
 
                                                                                            林忠成
 
    谷频生长在海边，写了许多岛屿、大海、潜水、沙滩、潮汐、礁石、鱼虾、波浪等题材的诗。大海塑造了他的灵魂，岛屿支撑了他的骨架，潮汐与海风构筑了他的血肉。作家的写作，总会受到地理、气候、物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内置性的，像精神粮食一般，随着消化系统运转，被五脏六腑吸收，决定作家的脾性与价值观，通过笔尖流泻出来。《淮南子•形训》里说：“土地各以其类生……轻土多利，重土多迟，清水音小，浊水音大，湍水人轻，迟水人重，中土多圣人。皆象其气，皆应其类……是故坚土人刚，弱土人肥；垆土人大，沙土人细，土人美，秏土人丑。”地缘直接决定人类的审美倾向、气质、脾性，甚至催生出语言、哲学、意识形态。李淦在《燕翼篇》将天下分为三大区域：“地气风土异宜，人性亦因而迥异。东南多水、少陆，人性敏，气弱，工于为文，狎波涛，苦鞍马，其俗繁华而近于好礼，其失也浮，抑轻薄而侈靡。西南多水多陆，人性精巧，气柔脆，与瑶侗苗蛮黎蜒等类杂处，其俗尚鬼，好斗而近于智，其失也狡，或诡谲而善变。” 班固对地缘决定论进行了总结，他在《汉书》的《地理志下》说：“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
毫无疑问，大海和岛屿，是谷频的精神源头。一个作家，必须首先解决这个问题，才能获得精神大势，得到源源不断的动力。没有精神源头的作家，犹如无根浮萍，作品必然轻浅、贫乏，一阵风来吹得无踪影。把山川江河当作源头，甚至视为精神图腾，是中国的一个强大传统，“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后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谓务本”（《礼记》）把写作纳入这个精神源头内，是天经地义的事，它像呼吸一般自然，“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天论》荀子）。
按照班固、李淦等人的看法，南方水汽足，草木丰茂，温润潮湿的气候催生结采绵靡的修辞格局，纵横密布的江河湖海派生丰沛充盈的生命意识，南方诗人总体上脾性弱，尚奢靡。谷频的《岛屿记》组诗，随处可见这样的句子，“站在涨潮的海中并不想日益憔悴//那么多鱼种潜伏在岱衢洋的深处//诗中叙述过的桅杆、带鱼、耀眼的盐//以及祖辈为生的风浪都是神秘的珠宝//它们撒落大地，为的是幸福的寻找”。海边的居民，经过长期磨合，已跟大海融为一体，衣食住行深深烙印了大海的痕迹，其世界观也必然比内陆地区的居民更开阔，更具开放性，“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礼记》）。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里曾提出，支配人们的东西有许多，气候、习惯、宗教、法律、政府的准则、风俗等，但只有包括土壤肥瘠在内的气候带才是支配一切的东西。弗罗斯特觉得，人的个性一半是地域性。山川、地理、物产是文学写作波澜壮阔的题材。土能生万物，地可载山川。大地催生一切生灵，孔子谓之“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文学像蘑菇、青草一样从土地里生出来，这是再正常不过的。
   除了海洋、岛屿等题材，谷频还写了许多自然、节气方面的作品，谷雨、芒种、清明、秋分、立冬等二十四节气，几乎被他写了个遍。“怀念不是雀鸟遗忘的种籽//你不想直呼他（她）们的名字//只需慢慢靠近。虚构的雨景//让我的脚步和死亡发着芽//四月是一根牵着来世的麻绳//爱得越深，你肩背的印痕就会越粗”（《清明》）；“当太阳到达黄经30度//雨水会直接在植物的身上长壳//对于耕种来说，饥饿者和饱食者//只是被时间引渡的难兄难弟”（《谷雨》）。
通过节气，打通跟传统之间的脉络。在这个追新逐异的时代，传统这个词受到广泛排斥，人们普遍视之为保守、腐朽、落后的容器，但海德格尔不这样看，在《只有一个上帝能拯救我们》里，他说“从我们人类的经验和历史来看，只有当人有个家，当人扎根在传统中，才有本质性和伟大的东西产生出来”。海德格尔提醒洋洋得意、狂妄自大的现代人，“我们根本用不着原子弹，人现在已被连根拔起。我们只还有纯粹的技术活动和联系。人今天生活在其上的，已不再是土地了”，现代人驾驭科技理性高歌猛进时，根本不理会海德格尔的警告。缺乏传统的大地，无法实现人类的“诗意栖居”。二十四节气，表面上看，好像是农耕文明的一种落后符码，其实它承载着一种悠远乡愁，一种“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的状态。
    古典社会强调天人合一，把气象、星宿、王道、地理、草木、国运统统人格化，楔入哲学内涵。《礼记》里说“某日立春，盛德在木”，这个节日必须充满爱心，才能推动万物蓬勃生长，不可以行凶作恶，“是月也，不可以称兵，称兵必有天殃。兵戎不起，不可以从我始，无变天之道，无绝地之理，无乱人之纪”。谷频在《春分》这首诗里写道“我知道一些树冒出嫩芽之后//你所依赖的爱，在每个傍晚逆转到春天的庭院//无法勾勒出这场细雨的轮廓//一切都在说，爱吧
//哪怕是清晨的二三滴露珠//也会说出被春风爱抚过的声音”，吻合了这个季节“盛德在木”的伦理要求，得温情脉脉对待万物，善待生灵，别喊打喊杀，一草一木皆是至亲至爱。
   把二十四节气与构筑宇宙的五大元素金、木、水、火、土相联系，也许是中国式世界观特征，《礼记》指出“某日立夏，盛德在火”，纵欲狂欢，贪欲浩荡，感性张扬，是这个季节的症候，谷频在《夏至》这首写道“夏至，进出于梅雨的中心//就像发酵的酒如此清冽//使旁观者的心跳更加狂野”，写出了夏天的火热与狂野。纵欲狂欢容易失控，古人强调这个季节要节欲，“君子斋戒，处必掩，身欲静，止声色，无或进，薄滋味，无致和，退奢欲，定心气，百官静”（《礼记》），物过盛则当斫，谷频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在《大暑》这首写下“这是撒旦的灯盏，距你只有二寸的行程”，在《小暑》里也有这样的警示“到处都是裹着旧式雨衣的幸存者//与死神狩猎往往要在太阳谢幕之后”，他提醒众人，狂热的夏季容易催生撒旦般的欲望，死神往往伴随热情的生命一同诞生。
   《礼记》说“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古人认为，在秋季，人的行为应该开始收敛，“是月也，日夜分，雷乃始收声，蛰虫俯户。杀气浸盛，阳气日衰，水始涸。”谷频用诗句作了回应，在《立秋》他写道“我听见一个很神秘的耳语//安静，安静，这是被时光磨损//许久的思念浮在了半空”,天地进入收藏阶段，万物凋敝，杀气重，所以古代选择在秋季处决犯人，这个行为本身就是顺应天人合一的理念。古典的刑典制度，极少在春夏季处死犯人，与节气不符，忤逆天人合一的伦理会造成严重后果，《礼记》指出，“仲春行秋令，则其国大水，寒气总至，寇戎来征”“行冬令，则阳气不盛，麦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则国乃大旱，暖气早来，虫螟为害”，这是作死的前奏。
   《礼记》认为，冬天“天气上腾，地气下降，天地不通，闭而成冬”，人的精神与行为应当呈现封闭蛰伏状态，不张扬，少折腾，知白守黑，“仲冬之月，土事毋作，无发盖藏，无起大众，以固而闭。发盖藏，起大众，地气且泄，是谓发天地之房。诸蛰则死，民多疾疫，又随以丧”。谷频写有《立冬》《大寒》《大雪》《小雪》《冬至》《霜降》等诗，冬季题材的最多，“每一次立冬都是我们//在刀刃上梦游的时间，短暂的生活//就摆设在最显眼的位置//透明，暗哑，阴郁，相同的轮廓……我慢慢进入沉睡，如同迷恋//青春的葬礼，摘取的果实已不鲜艳”（《大寒》）“寒夜的吹笛人入睡了//孩子的骨头仍在发出奇妙的声响//我怀疑每天都有失踪的人//梦游中摸准房门，借着微弱的星光//用残缺的手指写下别人的姓氏”（《立冬》）。敬畏天地伦常，是谷频诗歌的常然，在诗中倡导冬季的知白守黑，明得失，掌握“用其光，复归其明”（《道德经》）的原理。
    以物色、时序入诗，是许多诗人的趣味，本身也是一种古老传统，《文心雕龙》认为，“春秋带序，阴阳惨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四时之动物深矣”。这类题材，古诗词里汗牛充栋，新诗写这个题材，容易产生“新瓶装旧酒”的窠臼，很难出奇、立异，诗人们须要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