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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文学

喧啸航程(中篇小说)


 
我们这故事开场的时代,著名的渔场仙瑶群岛附近已经不大有鱼可捕。岛上唯一的一家国有大企业仙瑶海洋渔业公司,却不能因此而无所作为,公司总经理曾经是个经验丰富的船长,他的船不论飘在海洋的哪一个角落,都能准确地估测到一千海里以外的厚密鱼群。在他上任公司总经理后的第四个年头,他做出一项气魄非凡的决策,开辟了一条远赴白令海的新航线。这项决策不仅叫公司站到了全国水产行业的最前头,更为重要的是,它使我,一个从未经受过大海洋摔打的机关宣传处写稿人,居然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渔夫。
决策的顺利造就了故事的完整。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将近十年,时至今日,依然有一个尚未成名的小说家向我打听这段不寻常的经历,试图以此来震撼读者的心灵。我对这位不走运的作者忠心耿耿,充满敬意,举手向他发誓:我将如实描述,从头开始。
一九九二年,德国一艘名叫坦克蓓蓓号的五千吨级大型远洋渔轮,以上千万美元的价格,转到仙瑶渔业公司,改名为海乐号。在她起航前一个小时,就是七月十八号大约上午八点钟光景,泊着海乐号的公司第五号码头简直疯狂了。
一切暴露在烈日的光辉下,浑浊的水面波光四起。人群从码头的这边和那边,汇集到远洋巨轮脚下,仰慕,喧嚣,指点,谈论,和熟人大声地打招呼。女人的花阳伞斜斜地点缀其间,象百花盛开,鲜艳而温暖。码头的右侧列队排着穿戴齐整、色彩悦目的鼓乐队、彩旗队和少女鲜花队,那正规而富有声势的欢送场面,只有迎接前来访问的外国元首时才能见到。
大船的舷梯长长地通到地面上,异常地忙碌着。海员们的亲属,那些年龄不等的男男女女,提着网兜或扛着纸箱,肘碰肘地把计划好的水果、食品、衣物、书籍运送上来,其间夹杂着许多对海乐号充满好奇的人上下跑动,使得临空的舷梯形成一股狭长的人流,川流不息。
一个小伙子下了舷梯,挤过人群,径直朝他那上了年纪的父母走去。
“到了洋上,多穿些衣服,听说那边冷得很呐,”老母亲枯树枝似的手牢牢抓着儿子的手,眼泪直流下来。周围的人都将目光投过这边来。小伙子腼腆地搔了搔脑袋,拿眼睛在各处看了看,不知如何宽慰他的母亲。
“小东妈哎,哭啥?这是去赚钱呐,好事儿,该高兴才是。”近旁一个稍显肥胖的妇女搭着那位母亲的胳膊笑吟吟地说。
一位少妇牵着一个小女孩,抬头焦急地向甲板上张望。突然她的眼睛一亮,踮起脚尖拼命地招手,显然她看见了正忙活在甲板上的丈夫。
一对年轻的情侣,被近在眼前的分别弄得凄凄惨惨,长时间地拥在一起,只把脊背留给躁动的人群。
船长的老婆,一个肯定超过了四十岁的女人,大汗淋漓地跑来,把刚从菜市场上买的新鲜豆腐和年糕,递给等候已久的丈夫。
不必说,豆腐和年糕都是船上的祭品。豆腐四四方方,不能破损,为的祈求风浪中能够四平八稳。年糕也很好理解,意为年年有鱼,岁岁高升。船长从女人手中接过这两样东西,匆忙上了船。
一个英俊的父亲抱着咿吖学语的孩子,孩子的怀里抱着洋娃娃,谁也不肯松手。
即将远航的海员就是这样一个个被他们的亲友簇拥在码头上,或陪伴他们的亲友走上船来坐在自己的舱房里。我从高高的船舷向下望去,在喧闹的人群中,我发现了那顶熟悉的花格子阳伞,我磕磕绊绊地从舷梯上飞奔下来,心怦怦地跳着。
“舒慧,你来啦。”
“嗯,船快开了吧,”舒慧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件小东西,那是一个黄布缝起来的“心”
状小布包儿,精致小巧,还带着一条亮闪闪的黄锦线,“给,香袋。里面是地里的泥土,带上它,寂寞了闻闻,它会保佑你一路平安的。”
我把舒慧的信物拿过来,翻看着。香袋很香,芬芳四溢,我知道那一撮柔软的泥土中搀和着法国香水的成份。我把它挂在脖子上。我看到舒慧的眼睛一闪一闪的。
“千万保重身体,”她话音颤颤的,两颗眼泪扑簌簌地挂在了脸颊上。
我说,别哭,八个月我就回来了。我闻了闻香袋,真的,八个月。
我听到母亲在喊我的名字,还有几个送行的朋友,我拉起舒慧的胳膊卷进了他们的圈子。
 
 

 
我很庆幸在海乐号上占了一个微不足道的位置,成了这次海上大淘金中的一员。人心的疯狂完全和一百年前美国人奔向阿拉斯加探寻黄金的那个时节一个样。美国掀起的那次“淘金热”,以彻底摧垮了他们的作家杰克.伦敦的健康在文学界闻名。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将多少不幸统统忘掉,只拿美好的事情当赌注,押下明天的运气。只要想一想一九八五年和一九八八年开辟的日本海和非洲西海岸那两条航线,那里的海员回来了,把一大叠一大叠的钞票往桌上一堆,从此便成了人上人。现在,人们把目光齐刷刷地投向我们了,一百几十号人,登上公司最大的一艘远洋渔轮,前往一片遥远而陌生的高纬度渔区,支付的报酬用美元兑现,这不明摆着去发大财呀。的确,钱是好东西,海乐号不能把她罕有的位置让给所有想赚钱的人。
“呜——”!一声长长的叫啸,好似顶级歌王大放悲歌,那声音直要刺破夏日天空的胸膛,啊,远航的汽笛响起来了!
顿时,码头上鼓乐齐鸣,鲜花飞舞,彩旗在空中飘荡,鞭炮声震动人心,响成一片。电视台记者来回奔忙,把一个个有价值的场面摄入镜头。此时,公司最高层领导已经在码头的最前沿一字儿排开,记者抓住一个小小的空隙把话筒举到总经理面前采访关于海乐号的前景和希望的话题。海员们都上了船,在船舷靠码头的一边垂下两串长长的挂炮,劈劈啪啪应和着热烈的欢送场面。
甲板上的水手也早已各就各位,粗大的缆绳活动起来,锚机咕噜咕噜地发出低沉的启动声,舷梯的一端脱离了地面,一点一点地收起来,象一条巨大的触须,斜在空中,随即并拢在船舷的一侧了。
船脱离了码头,慢慢地漾开去。水上的人和岸上的人同时挥动着离别的手,期待的目光越来越远。码头前后一溜儿泊着成群结队未出航的渔轮,漆光闪闪或锈迹斑斑地辉映在阳光里,好似一支雄壮的队伍默默地为她们的同伴送行。
海乐号勇往直前了,抛开大企业,抛开亲人,抛开家乡,穿越一个又一个小岛,奔上了孤独又豪迈的征程。只两个小时,我们便到达一片开阔的海面——莲花洋面,面对一座云雾缭绕,佛光四射的圣岛,大船锚泊了两个小时。每一艘即将远航的船经过,都会在这里锚泊。因为,岛上居住着海员信任的神灵——观音大士,她胸怀一颗大悲心,右手执杨枝,左手托净瓶,站在云山雾海中,关注一切人类的命运,拯救茫茫苦海中的芸芸众生。
船长吩咐助手在驾驶台设一座临时祭台,摆上贡品,猪头、黄鱼、水果、酒、新鲜豆腐、
年糕,等等等等,台子上摆得满满当当,肯定比我说的要多。船长亲自点燃一对大红蜡烛,
借着烛火又点上三支香,面向神灵的居处,躬身朝拜,向慈悲的观音讨得一句保佑平安的诺言。
常年与海洋打交道的渔夫多多少少都带上了宗教的情感,在船长的背后,我们排起了长长的朝拜队伍,不是祈求我们的平安,就是祈求我们的收入,这两样对我们都至关重要。
穿越日本海,绕过千岛群岛,已是第五天或第六天了。五六天的航程把海上生活的枯燥和磨难或多或少地强加在每个人身上。此时,舱房里传出阵阵喧闹和放肆的叫骂,是那些惯于海上生活的老手,在玩扑克或下象棋,以此打发航程的乏味;有一些坐在录像室里,口中喷出烟雾和哄笑,看屏幕上香港女人装腔作势;还有的聚在台球室里为争打几杆球而吵吵嚷嚷。然而新手中的一些人,他们多半充当加工员的角色,正被那种叫晕船的酷刑折磨着,躺在床上,面色铁青,差不多呕尽了胆汁。
但是,在这里,我要向艺术致意,它使人们在大自然的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寻找到美和力量。我的同伴,一个爱好摄影的家伙,长时间地举着相机,把镜头向海面长长地探去。
大海同样吸引我。我站在甲板上,站在太平洋无限自由的深处,纵览整个海面。它浩瀚无边,运动不息,象一个深邃的哲学家,隐藏着无数神秘而伟大的见解。它那坦荡、深奥而永无止尽的胸怀,收藏、积蓄、创造着自由的,不可知的,无限的力量。它是生命的归宿和源头。群起群落的海鸥,这数不尽的海天精灵,在水面上自由地滑翔,腾越,在海乐号周围盘旋,窥视,象好客的主人估量着陌生的来客。我的眼睛追随着群鸥远去,直到它们消失在苍白寂寞的天际。
“看呐!”摄影者向我招呼,手指指向前方。我知道他和我一样受着海鸟的鼓舞。
海乐号象一头勇猛的野兽,奔跑在蓝色的航线上。
家乡离我们已经太遥远了。那激动人心的场面,难舍难分的亲情,经这大洋的风吹拂,洗涤,已经改变了它的意义,啊,它竟变成了一种莫大的压力,叫这一大群面临孤独和辛劳的渔夫去承受。是啊,我们去赚钱,人们,至少是家人这样希望,我们不能身无分文地回来,必须要赚一笔令人惊喜生出无限欲望的钱来。但是,那片未知的海区,准确地说,凶险而寒冷,航海家们把它叫做“海员的坟墓”。此时,我们也象远赴非洲西海岸的首批海员那样,跃跃欲试却又忐忑不安,谁能预料这是一次发财的机会还是送死的机会呢?
我已经习惯了对着大海从怀里掏出舒慧送给我的香袋,闻着它特有的泥土的香味,回想起陆上生活的种种好处,我奇怪我这个从未下过海的旱鸭子,竟有抗击晕船的本事。这给我的工作增添了信心。我是一名加工员,我想我是第二次提到这个名称了,在我们公司的远洋史上,捕捞连带加工的渔船,只有海乐号这一艘。抹掉加工这一行当,我恐怕永远也不会被冠以海员的称号了。首先,加工员不需要懂得航海知识。其次,我天生一副不大令人信任的身板,身材瘦削,个儿中等,皮肤白得耀眼,异常鲜明的双眼皮和一双大眼睛使得脸部有一种女人般的漂亮。在一般人眼里,海员特有的力量和勇气是不能与我这么个容貌相联系的。好在加工员这个肯亲近我的职业,在大部分时间不凭力气赚钱,它充其量不过是勤快的女娘儿都能干的活。
“嗨,你,小心把海看腻了。”石遥过来招呼我,“听说了吗?下午开生产预备会。”
“又开会,这可是第三次了,”我看了他一眼,说。
石遥和我同住一屋,睡在我的下铺。他是加工班的班长,这会儿正履行他的职责。他身
材高大,粗眉大眼,具备男人俊美的种种条件。让我喜欢的是他的性格,开朗,自信,能唱会跳,浑身似有一种用不完的激情。
“摄影师,别忘了,下午开会。”他大声向那一头招呼,那家伙正对着艺术沉思默想。
“好的,”摄影师回答,立即又转过脸去将眼睛贴在相机上。
实际上,这次会议非同小可,它是生产前的一次大备战,关系到每个人的具体分工。它是开赴白令海途中的一次遵义会议,确立每个加工员在加工部的地位。
大餐厅被改成了临时会议室。下午两点,会议前的嘈杂声直要掀掉大厅的顶盖。八十来个加工员挤在一起,抽烟,说笑,懒散的话题,粗野的打趣,充满了整个发闷的空间。加工员的成份很复杂,一部分是公司的陆上职工,从各个岗位集聚而来,车间工人,科室职员,机关干部。另一些原本就是长年漂泊海上的渔民。这批学历、经历和收入都很不相同的劳动大军,只这短短的几天行程,已经彼此熟识,在平时的吃饭,打牌,喝酒,闲聊中,建立起各种各样的友谊。
海上的生产很简单,就是将刚捕获的新鲜鳕鱼,做成鳕鱼片、鱼糜和鱼粉。鳕鱼片是船上的主要产品,鱼糜是鳕鱼肚子上通常被我们叫做“多出来的一块肉”搅成的泥,符合西欧人的口味。鱼片和鱼糜经过谈判,直接从海上销往德国,下脚料制成的鱼粉则运回国内销售。
加工部设在后甲板的下面,那里有两套先进的生产设备,我们习惯把它叫作卡特机,是德国卡特公司制造的118型成套设备,它将生产工序从原条鱼切片,装箱,进冻,直到下脚料制成鱼粉,用绿色的输送带串联起来,形成一条曲里拐弯的流水线。两套卡特机,把加工员分成两个班组,现在就按照班组的划分坐在一起。
会议的第一个内容,就是听加工部主任宣布我们的具体工种,他把我们一个个填充到机器需要的位置,就象在机器的固定部位拧上一颗颗螺丝。
“啊,太好了,阿某,我们是在一起的啊!”
“哦,那道工序需要八个人呐!”
诸如此类的叫喊在耳边飞来飞去,我们很快接受了分配下来的角色,因为从来没有人做过的工作,凭想象是不能确定哪道工序更好一些。
“我还要提醒大家一件事,”主任把人员安排妥当,旋即将脸一沉,平静了会场。
“听说有几个人捕捉海鸥做下酒菜……”主任说。加工部主任同时兼着船上政委的职务,履行完主任的职责免不了还要履行政委的义务。
人群中爆发出一阵哄笑,看来已经有很多人听说这件事了,他们叫着政委刚才点到的几个人的名字,用粗鲁的话打趣他们。
“有这样的事?”我问石遥。
“是几个爱喝酒的人,”他说,“这里的海鸥一只只象肥鸭,肉敦敦的,难怪馋着他们。”
“真是恶心,”我说。
“我趁他们不备,还偷着放跑了两只呢。”摄影师凑过脑袋来说。
大洋上的海鸥的确很肥硕,它们身材粗短,一对翅膀却矫健有力,并不象家乡近海边的海鸟那么不敢亲近人类。它们盘旋在船舷边,有时也在甲板上走动,似乎更习惯将自己的生命与人类的生命等同起来。
“想想,船航行在海上,一连几天甚至几个月除了水和天之外,什么也看不到,只有成群飞翔的鸥鸟,和我们朝夕相处,是我们唯一的伙伴,国外的海员是非常爱护自己的伙伴的,我们也要拿出中国海员的风格,保护它们,珍爱它们。从今往后,不允许再出现捕杀海鸟的行为。”
“这可断了咱汉哥的口福啦,他以为捉的是自己养在鸡窝里的鸡呐。”
政委话音刚落,就有人抢着说了一句,声音很轻,还是有很多人听到了,又哄笑起来。汉哥就坐在离我不远的地方,他尴尬地朝说话的人胡骂了一句。
散会后,蚂蚁般的人群由两个班长带领着,蜂拥到加工场地,熟悉各自的岗位。我被安
排在第二道工序,叫选片工。鱼片的制作是这样的:将刚刚捕上来的鱼一条条填满剖片机的
空格子里,剖片机锋利的刀片象一副完整无缺的牙齿,每分钟吐出三百条剖好的鱼片,再由我们选片工挑选出不合格的次等片,转到修片工手中进行修整,好的鱼片直接由输送带子输送过去,过秤,装盘,进冻。每套设备大约需要三十几个人手才服侍得过来。
我在第二套卡特机上很快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选片工序有六个人。石遥和我一块儿,这使我高兴,同住一屋的好处使得我与他已经是很谈得来的朋友了。他崇拜拿破仑,把他当成唯一的偶像,我因此称他为“拿破仑的小兵”。在船上,他既是加工员,又是班长,法国军事家非凡的才智熏陶出他鲜明的个性,他应该能够成就一番事业,可惜时运不济,只好象他父亲那样在大海洋上寻找人生落脚点,而且职位不高,只在加工班做了个小头目。虽说班长手下拥有三十多个兵,按理说不至于和组员挤在一起干活,在陆上,一个车间的一般组长,已经注重管理脱了产,都是美元的威力叫他与民同苦,不过是在返航后多得一份收入而已。
“这儿,这儿!”石遥向看到的每个自己人举手示意,他们正伸长脖子在人群中打转呢。
汉哥首先笑呵呵地走过来,就是刚才受人奚落的那位海鸟捕猎者。他中等个儿,体态魁梧,黑皮肤,性情豪爽,嗜酒如命,有那种喝多少都行的本事。
接着来了两个性格全然不一样的同龄人,都是三十四五岁。一个叫李小辉,秉性忠厚,沉默寡言,额头上留着老年人才有的皱纹,和那种由于饱经风霜而未老先衰的类型差不多,神情完全象农民,替谁做事都卖力,从不计较什么,也不要求什么,完全保留着勤劳勇敢的劳动人民本色。另一个叫孔涛,瘦高个,小眼睛,塌鼻梁,皮色难看,但是嘴巴很甜,见谁都打招呼,你只道他是替电视台拉广告的,想不到他还能做海员,而且十九岁就下海了。他把刚买的十块钱一支的牙膏,转眼说成三十块的价。你跟他提到的叫得出名字的姑娘,他会告诉你说,她们个个是他意中人,等着与他相亲相爱。他和公司里的大人物有着这样那样的关系,要门路,条条走得通。不过,也有人证实说,在副总经理的儿子结婚前装修房子的那段时间,确实看到他前去帮忙搬过东西。他那种经纪人的才能倒也能娱乐听众,经常有地方发挥,有人经过精确计算,得出结论说,对他的话,可信度必须打六折。
最后一个赶来的是薛大河。他在我们六个人当中年龄最大,已经四十五岁了,是首批赴非洲西海岸的成员,在那里捕了四年鱼,挣了不少钱。海洋的经历和生活的经历把他打磨得象久经风雨的一截树墩,既滑溜又不容易被摧垮。他和汉哥同住一个房间,正好做他的酒友。
“听说两天以后就要放网,大生产近在眼前了。”石遥说。
“好家伙,说干就干啊!”汉哥叫起来。
“兄弟,大显身手的机会到了!”薛大河拍着汉哥的肩膀说。
“我的未来不是梦,升官发财都有份!”孔涛挥动双臂,好象舞台上豪情万丈的演员。
加工部这会儿塞满了人,显得尤其拥挤和狭小。大伙儿你来我往,穿梭在卡特机的每一道工序,用手拍着德国人已经用旧了的机器,把别人与自己的工种对照评论一番,每个人的热情都被激了起来,巴不得立即投入生产,只有让机器转起来,才能产生美元效应,这是谁都懂得的道理呀。
 
 

 
辽远的海面空阔,荒凉,在它那不可测的深邃处,黑色的浪涛起伏动荡,发出冷静不安的光。海风从苍白沉寂的天际吹送过来,把灰白色的雾撕成缕缕碎片,驱散开去。此时,太
阳斜挂在天空,鲜红而无力,病了似的。
第十天,海乐号终于到达了她的目的地。
“白令海,嗨,看呐!白令海。”
人们飞奔到甲板上。隔着报务房透明的窗玻璃,可以听到船长那洪大的嗓音,正在和公司取得联系,报告到达的消息。
一艘俄罗斯渔轮和我们擦身而过,接着出现了日本、波兰、韩国的大帮渔轮,偶尔也有一两艘外国油船穿行其间。这一片广阔的公海,正是超级巨轮的天下,五千吨级的海乐号已不是那么显眼了。一架两架美国或俄罗斯的飞机在蓝色的低空为着各自划拉出的二百海里禁渔区往返巡逻,在陌生的海乐号上空停留,窥视。乌云似的海鸟群也雨点般从天而降,盘旋,飞翔,朝着野心的海乐号议论纷纷。
探到鱼群了!晚饭时分,餐厅里传送着这个消息。
捕捞员在甲板上忙活开了。网机启动和指挥放网的哨声正有节奏地响起来。一张蛟龙似的大网被抛到海里。船在鱼群中航行,网跟在身后,它是伸向海洋深处的一只手。人们期待它的攫取。
吃了饭,还没我们的事,我回到自己屋里。托德国人的福,屋子显得很安静。因为船上除了头头脑脑们住着单人房间外,一般海员都是两个人一个房间,这样高级的待遇,国内的渔船是够不到的。所以,关于我们的卧舱,双人房,我再多说几句,好让读者对我们的海上生活有更为深刻的了解。大船的舱房共有七层,加工员的卧舱设在第四层,处在甲板以下。在这一层靠近后甲板的部位,就是我们的鱼片加工厂。我们的房间大概六个平方米,一个紧挨一个,好象规格完全一样的箱子一只只并排放在一起。门是移动的,室内的设置完全一样:分为上下铺的两张床,一张小小的写字台,两只连在一起的立式衣柜,一张可供三个人坐的长沙发,一个漱洗的瓷盆,盆上装有放水的笼头。这些单调得如同军队营房一样的房间,通过一条宽不过一米半的过道将它们隔开,形成相对的两排。这种窄窄的过道拐来拐去,船上到处都是,需要终日开着灯。
这会儿石遥还没回来。
我躺到床上拿了<<茶花女>>,接着上一回的页码看下去。我很快沉入小说的情节中,但男主人公阿尔芒的哭泣却越来越不能叫我信任,一个男人竟能流下那么多的眼泪,拿海员的话说,一分也不值。
不久,隔壁汉哥的房间热闹起来,“三啊五啊”的划拳声,叽叽呱呱说话声,叮叮当当敲碗声,一阵胜似一阵,至少有五六个人凑在一起喝酒。晚上八点,不知哪个房间的录音机使整条过道都能听到刘德华的一曲<<永远寂寞>>,石遥就是和着这歌声走进来的。
“情况不妙,”他说。
“怎么?”
“头儿们说,网位仪显示不出鱼的迹象,网里没有多少鱼。”
“可是听说探得的鱼群不少呀?”我很奇怪。
“毛病就出在这里。鱼探仪坚决表示有厚密的鱼群,而网位仪却一直报告令人泄气的消息,头儿们说,可能是网出了问题。”
鱼探仪探测海里的鱼群,网位仪探寻囊中之物的多与少。看来这两个仪器打起架来了。
正说着话呢,甲板上传来各种表示起网的声音。
接着,一阵持久的铃声响起来。这是加工员的军号。
人们把脑袋从各自的房间里探出来,相互还在询问。只听“上班啦!上班啦!……”一阵叫喊。千真万确,加工员生涯从此开始了。
能听到鱼从后甲板流到鱼舱里,发出沉闷的响声。仿佛数不清的田鼠一下子从地底下钻
出来一般,所有的加工员迅速跑出房间,在许多条狭小的过道里流动,然后汇合到更衣室。两条流水线同时开动,整个加工场地顿时噪音四起,充满了卡特机放肆的叫嚣。剖片机开始以每分钟一百五十条鲜条鱼的速度将剖好的鱼片由输送带送到我们手中。我开始接触陌生的活儿,边干边学,在这些刚剖好的鱼片中,挑选出菌片、病片、伤片、红片,总之要剔除一切看着不顺眼的货色,然后让合格的鱼片由输送带子往下送。活儿就这么简单,不过是贯注精神跟着机器走。
两个小时后,第一个生产日暂告结束。这是令人泄气的一网,总共不到一吨的产量。
第二天又起了一次网,情况并没有好转,生产线刚开始不久又停了下来。这还赚得了钱吗?简单的欲望不免叫人心情浮躁,不安的猜测到处都有。
船长是个面色黎黑、面容严峻的大汉,三十年的海上生涯磨练了他坚强的意志,也养成了他一身至高无上的威严。他的脑子里装满了航海知识,也装满了固执的念头。他是海洋的主人,常常需要大海服从他。但是两天来,神秘莫测的白令海和船上那套先进的洋仪器一直在找麻烦,使他多皱威严的脸上增添了愁容。
“网位继续下压二十五米!”船长接连发着命令。网位下压已经第三次了。
这天上午,大海平静得出奇,好象疲倦极了,要休息一会儿。天上的云层也都静默不动,太阳依然是一副懒散的模样。
下压后的鱼网紧紧地跟在船的后面。
忽然,天际吹来一阵凉风,紧接着又是一阵,迎风的旗帜飘动起来,发出呼啦呼啦的响声。厚厚的云层瞬息之间被撕扯开来,变成灰色稀薄的云片,在空中疾驰。
海水不停地颤动,远处的波浪层层叠叠。只一会儿,整个海面就变得焦躁不安了。被冠以魔海之称有着种种不测传说的白令海,此时变了脸。
海乐号拖着她的网具,依然前行,但她知道,海洋的灾祸正追赶在她的后面。它那广大的不可捉摸的力量召之即来。它是自然界最凶恶的敌人,带着毁灭性的企图,从四方黑暗的角落包围而来,掀起狂风巨浪,形成一连串可怕的打击。它将用野蛮的原始力与人类的智慧相抗衡。此时,海乐号是双脚踏在茫茫大洋上的一名勇士,定要伸出他的大手探向海洋无限深的地方攫取财富。
这一网却是大网。
网机卖力地转动着。一张沉重的鱼网慢慢地从水中探出头来。渔捞长的哨声在风浪中震颤。
与此同时,一个巨浪怀着愤怒和恶意从远处奔腾着,呼啸着,追赶而来,掀起高达七米的浪涛,从空中飞溅,四散开来,爆发出破碎的激响。船跃上浪峰又跌入谷底,承受海洋那犹如狮子的巨掌一般打击、压迫和摧残。但那张网渐渐地移动到甲板上,鼓鼓囊囊,象一条青色的巨蟒。又一个浪头滚滚而来,一经和船体相撞,便哗地飞上甲板,带着摧毁一切的架势倾覆下来。几个身着救生衣的捕捞员踉跄了几步,跌坐在甲板的角落里。渔捞长许多个哨声中的一个尚未吹响,也滑落到网机底下,身体重重地打击在铁架上。
网的大体已经躺在甲板上了。
渔捞长翻身爬起来,把哨子重新放到嘴上,对着瑟缩在角落里的捕捞员打着起吊的手势。
网口向空中吊上去,网尾的最后一截也渐渐地移上甲板。网机与钢丝绳的摩擦由于沉重的负荷,不停地发出“呜呜”的响声。
据说,这一网超过了五十吨。
舱房里的摆设在船的动荡中已经东倒西歪,零乱不堪了,搁在床底下的木箱子也不再安分,长了腿似的从这边滑向那边。随着鱼不断地倒入鱼舱,加工场地也空前地热闹起来,刚
才还在甲板上蹦跃的一条条硕大的青褐色鳕鱼,到了我们手里已经骨肉分离了。
机器的输送带子迅速地向前奔跑,使得我们两只手一刻也不停歇。
“啊!今天该是八月六号了吧?”石遥忽然抬起头来问。
“好象是。”我说。
“几月几号干你屁事,船上哪兴这个?”薛大河说。
“我老婆生日。”石遥翻着眼皮说。
“你小子也真是,结婚才两个月就出来赚这种钱,不怕老婆替别人娶呀。”薛大河说。
“我老婆很爱我的,别人娶不走。”石遥笑着说。
“八月六号?”我惊叫起来,“那不是有一场好看的拳王争霸赛,泰森对霍利菲尔德?”
“我出门的时候叫我老婆录下来,没准她能记住。”石遥说。
“什么赛不赛的,在这里没其它想头,只要能赚到美元喝酒养老婆就行。”汉哥说。
“主任来了,”李小辉低着声音提醒我们。
“别光顾着说话,干活认真点儿,货可是出口到德国,质量上过不了关,损失也是你们自己。石遥,你是班长,多管管。”
班长大小也是个职务,既然他和大家挤在一起干活,他的权力的威严就很难体现。不过,在工作中他能协调好各种关系,使人乐于服从他,多半是出于他那与众不同的气质,热情豪放的性格,善于指挥的才能,和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那种出人头地的欲望。
“Yes,Sir!”石遥将两个手指往耳边一搭。
主任没有再说话,走了。
风浪丝毫也没有减弱。船左倾右斜,好象站立不穏的醉汉,随时都要倒下。我们必须一只手紧紧扳住机器的铁架子,才能站得住。到目前为止,这是我们遇上的最大风浪,那吓人的气势,那种险恶的境地,没法叫人再想着前途。照五十年前的流行说法:三寸板内是娘房,三寸板外见阎王,真正一点不差。幸亏工作忙碌,又都钻在鸽子笼似的加工房内,除了摇晃,没有其它预兆,既不见天日,也不见大海,自然减轻了我们对于危险的感知。
汉哥不知从哪里找来几根绳子,让我们把身体绑在铁架上,免得一不小心摔倒在地。
“大河,你他妈在西非捞了那么多钱,还上这儿吃苦头。”汉哥往腰上打绳结儿,说。
“不就十五六万吗?买房,装修,再养个小老婆,你说还剩几个钱?”
事实上,四年的外洋捕捞,辛苦的工作,薛大河总共赚了三十万。他的前妻卷走了一半,带着一个未婚的小男人跑得踪迹全无。现在和他一起生活的,是个离了婚的女人,不到三十岁。
“四大队的那个胖子阿发,在西非也是四年,怎么他就两手空空,回到家一分钱没有?”孔涛说。
“那一定是又嫖又赌。那里开放,娱乐场所多地很,通常是楼下设赌场,楼上开舞厅。”
“他们跳舞吗?”
“跳脱衣舞。”
西非的话题是个深入人心的话题,不管在海上还是在岸上,都极具诱惑力。从那边回来的人,有两样值得骄傲的东西,一是钞票,二是逛妓院。在那里,船队只要把捕到的鱼直接出卖给当地的黑人就行。因此海员可以经常上岸,热衷于他们喜欢做的几件事——取家信,上街,聚赌,逛妓院。
“女人呐,就数那地方的花色品种最丰富,世界各国都有……”
薛大河,这位塞拉利昂海上昔日的勇士,又将把他叙述过好多次的奇闻艳遇,用粗鲁的、带着他个人特有的方式再渲染一遍。
在非洲西部沿海小国,那些忙忙碌碌的港口附近,到处开放着姿态百样的奇异花朵:身材高大的白种女人,年轻漂亮的美洲混血儿,丰乳硕臀的当地黑种娘们,她们把溜达在港口或商店的海员做为猎捕的目标。在天空晴朗的上午或下午,你甚至能看到一些法国女郎,披着金色的长发或带着迷人的遮阳帽,三五成群地在靠近码头的海岸边闲逛,做出散步的样子,一边还肆无忌惮地说笑,打闹,往嘴里塞可口的食物。她们兴高采烈地和老远朝这边走来的男人打招呼,遇到戴水手小帽的黄皮肤海员经过时,便嘻笑着吐出一句满不在乎的话:“Korea (韩国) Or China (中国)?”Korea使她们开心,是她们乐意打交道的,因为Korea出手大方,经常不跟她们讨价还价。
“白种女人开价比黑娘们高得多,你说的那个胖子阿发,就是因为买了黑鬼的票却误闯到白种女人那儿,挨了揍。”薛大河说。
“自然,白种女人看着舒服。”
“那不一定,”薛大河连连摆手,“那些高大的欧洲女人,崇尚日光浴,喜欢吃生鱼和半生的肉食,因此她们壮实的臂膀上尽是大块大块的黑斑,嘴里呵着令人作呕的怪味。黑种女人倒是皮肤光滑,乌黑发亮,好象擦了鞋油一样,只是浑身散发出一股尿骚味,老远就能闻到。她们更多的把一些娱乐舞厅当作营生地,抖动着良种母畜似的奶子扭着屁股招徕顾客。”
转眼到了中饭时间,根据船摇晃的程度判断,海上的风浪正在逐渐减退。
通知下来说,两台卡特机轮换着吃饭,时间二十分钟。
厨房里飘出的食物气味令人作呕,只闻着就有得饱了。自从大船离开家乡那天起,吃饭就成了一个明显的实实在在的问题。这个事情一直要追溯到一九九O年,公司作出重大决策以前。那时,为了决策的慎重,公司派一行人北上考察,向兄弟公司取经,因为北方的船队在白令海已经航行了两年,既不缺乏航程的冒险,也不缺乏惊人的收获。考察的内容自然包括伙食这一项。如今,虽说没能照搬菜谱,厨师的手艺却多少受了影响,做出来的菜都带上了北方人那种辛辣粗糙的口味。
然而此时,我们却不能理会,只埋头吞咽这无滋无味的饭食。短短的二十分钟把每顿饭应有的抱怨降低到了最少的限度。
“下决心吃下去,照吃,照吐,照常干活,这日子才能熬出头,否则垮下去可不得了。”石遥端着盘子走到李小辉的身旁说。
李小辉一个上午紧咬着嘴唇,脸色苍白,显然还没有受够晕船的滋味。他拨弄着饭粒,难以下咽。
“多少吃一点,活儿挺多,指不定啥时候能做完。”我也劝着他。
“同志们,上啦!”只一会儿工夫,石遥放下盘子,嘴里还在咀嚼,就对着手表叫喊。
下午,人们感觉累了。双手长时间跟着机器走,象一条紧绷的弦,然而一顿饭的时间使这条弦松弛了一下,疲惫的感觉乘隙而入,人们只专心于工作,话语不多了。
晚饭和中饭一样,也是二十分钟的轮换。
夜幕是在什么时候降临的,没有人知道。加工舱里的灯火总是昼夜通明,让人分不出白
天还是黑夜。从手表上推断,我们在机器边已经站了十二个小时。
“嗨,你们,加油干呐,剩下不多了。”汉哥向前一道工序挥着手,高声叫喊。前边四位,正快速而机械地把一条接一条的鱼放在剖片机的空格子里,象时钟的秒针那样准确而不间断,听到喊声都朝这边看了看,又把头调过去回复到原来的模样。
差不多又过了一个钟点,一阵沉闷的声音响起,让人吃了一惊。这分明是鱼货流入鱼舱的声音。那声音长久地持续着,把本来已经倒腾空了的鱼舱又填得满满的。
“啊,这是……?”
疑惑的神情,不安的眼睛,几乎在同一时刻显现在每个人的脸上。同伴们扭着头询问,试图寻找答案。
机器依然轰鸣,输送带好象一条绳子把每个人的双手串在一起,不停地摆动。
确切的命令下来了,再做一个网次的产量。
我想别人和我一样,这会儿都泄了气。干持久性的活儿需要信心和体力。信心没有了,我不知道凭什么支撑下去。我已经疲惫不堪,脚后跟隐隐作痛。
“妈的,一个网次,说得轻巧,那得做到啥时候,还叫不叫人活啊?”汉哥发起牢骚来。
“这会子可好,哭爹叫娘也没用,当初削尖了脑袋自个儿挑的……”孔涛说。
“要照这样啊,一个航次非减掉十年寿命不可。”薛大河说。
我的手和思想一度受着机器的牵制,完全成了机器的某个零部件,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了,这些牢骚话使我清醒了些。
“忍耐些吧,”我说,“我们的力量还不足以对美元讨价还价。”
“不错,弟兄们,如我辈之流,要想出头,只有来一次革命,否者就挣上几百万家产。如今这个时代,两桩事情比起来,是不是挣家产更有想头?”石遥笑着说。这个拿破仑的小兵,脑袋里装满了法国大革命的战争史,坚强的意志胜过他人,这会儿还能说笑。
时间慢悠悠地前行,一点一点消磨人的心志。当船窗的玻璃抹上了又一天太阳的艳红时,仿佛迎来了一个新的世纪。我的眼皮沉重地垂下来,两条腿已经失去了知觉。我腾出一只手支在机器旁,用眼睛几乎看不见的一条缝隙将不合格的鱼片挑拣出来。
被机器整整奴役了三十六个小时,我接受了这个不幸的胜利,拖在人群后面朝餐厅走去。主任说,抓紧时间休息,离下一个网次的时间间隔不会太久。主任的话使我产生了拒绝吃饭的念头,但我最终还是昏昏然扒了几口,便回到自己的房间,躺在床上沉沉地睡去了。
我躺下不久,连一个梦都没有做完,就听到一阵模糊的铃声。接着又有人喊了我两次。我听出是石遥的声音,但是我的眼睛怎么也睁不开来。石遥抓住我的肩膀,拼命晃了两次。我起了床,满怀睡意地来到加工场地。我的那些苦命的弟兄们,也都带着一双没有睡醒的眼睛,嘟嘟囔囔地准备上阵了。这一觉睡眠总共不到五个小时。
新一轮的机器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疲惫和厌倦。这又是一场持久战。白天和黑夜在船窗外的大海上翻来覆去。一滴鼻血滴在我的袖口上,接着又是一滴。我微微抬了抬头,血更是加快了速度流淌起来。
石遥催我去保健室。
保健室在楼上,得爬好几层梯子。船医是个五十七八岁的老头,脸色红润,头发斑白而稀疏,一律往后,好象精心梳理过的那样。他正拿着一本书翻来翻去。我不知道他是在查找什么还是显得有些寂寞。我给他找了点事做,向他要了几个棉球,仅此而已。但我对医生的职业充满了向往。这就是分工的好处,坐在写字桌前,对来打扰他的人提提建议,弄点药给他就算完事。况且先进的德国船把卡特机的噪音隔绝起来,不能进入到这块领地来。
多么舒适的工作呀!我一路走一路想,鼻孔里塞着棉球。
回到机器旁,我的狼狈受到了同伴的嘲笑。我想准是我的一张白脸这时显得更苍白的缘故。我先听到一阵哄笑,又听到孔涛叫我小女人。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差点儿为了这个极具侮辱性的绰号一拳打过去。说实在的,我并非天生柔弱。十几年前,我的拳头在顽皮的孩子群里非常有名气,并且在无数次胜负难料的打架中确立了领袖地位。初中时代被一位实习老师看中,跟着他训练拳击,直到今天,它还是我最喜爱的不能放弃的一项健身运动。我想只消说上这几句,你就不再怀疑我会突然产生蛮性的冲动了。后来,纯粹是书籍读白了我的脸,养成了一种极为直观的内秀气质,叫我的拳头和好斗的性格都深藏不露,并且远离了那
些有勇无谋的打斗朋友,幸免了和他们一同蹲监狱的灾难。知识给人以理智,它教会了我在伸出拳头以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值不值?事实上,我默认了,拳头需要花费力气,辩驳也同样要伤到元气,我不清楚“小女人”这个绰号是谁的发明,是孔涛,汉哥,还是薛大河,亦或是其他几个人,我对自己确实产生了厌恶的、无能的感觉,在生产的最初,就被疲倦和痛苦追随着,一副病病歪歪的样子,象娘儿们那样经不住考验。
两个小时后,孔涛和李小辉也流鼻血了。这时没有人笑话他们了,因为流鼻血已经不是新鲜事儿,每个人迟早都得碰上似的。
为了阻止睡意,咖啡泡参片的吃法流行开来。我们轮换着到自己房间里喝。出于质量上的考虑,任何食品都被拒绝带入生产场地。我们当然愿意轮换着,手中端着一杯热咖啡,侧身躺在床上,闭目养神一小会儿。还有比这更好的享受了吗?只有汉哥回来的时候,嘴里冒着酒气,一个劲地说过瘾过瘾。
这场持久战不知经过了多少个小时总算又结束了。卡特机停止了叫嚣,我们匆忙清理了场地卫生后,杂沓着从过道经过,边走边解衣扣,跌跌撞撞的。我走进卧舱将衣服一撂,爬上床,扑倒在被子上,头呼呼地睡去了,两只脚却还没来得及在床上放好。
 
 

 
一天上午,网还没有放下去,船却抛了锚。接着甲板上热闹起来,好象还有别的船只。我好奇地到甲板上探了探,才知道头儿们正准备迎接一位德国鱼片检验师。
船长、政委和英文翻译都站在甲板上翘首向靠拢过来的菲舌尔号外轮凝望。德国佬本应在我们起航的那一天随船同往,因为有事,在别国船上耽误了半个月,这会儿才来。
我听到船长喊他科勒。科勒长着一对小眼睛,留着两撇浓密的小胡子,一脸精明又严肃的神情,从侧面看很象希特勒。我正要把这个想法告诉石遥,不料他“啪”地一个立正,对着那跨上甲板的德国佬举起右手,“嗨,希特勒!”
德国佬的脸上立刻现出怒容,对这个意外的迎接依里哇啦叫了一阵。
“怎么的,你想挑起国际政治事端吗?”政委黑下脸来斥责道。
“德国佬不兴开这个玩笑,”我说。
货就是卖给科勒所在的哈特里尔公司。
科勒上船,听说已经生产了五十吨的鱼片,匆忙在自己房间里喝了杯咖啡后,就要随头儿们和翻译到冷库房里去。
海乐号正处在一个无限大的、一个经过几天都不曾过尽的移动着的鱼群当中。网又放下去了。
只一刻钟功夫,善于打听的人传出话来说,德国佬对这已经完成的五十吨货都不满意,
要求返工。这条消息足以叫长眠地下的人坐起来。咒骂声到处都听得到,人们对这个德国鬼子的憎恨,决不亚于“二战”中的纳粹元首。
我担足了心,询问来往的人,最后我碰到了班长。
“主任的意思怎么样?”我问。
“还在争取。”
事情最终还是向着德国佬的意愿发展。在没有起网以前,我们就开始工作了,把冷库里本该卸掉的货一箱一箱地在德国佬鹰一样的目光底下提出来,将这些天来的苦重新吃一遍。
但是,这工作没有持续多久,我们又被召唤到机器旁,投入正常工作。返工的活儿暂时被撂下,打算在起网和放网的间歇再补上。这就是说,这些工作将没日没夜地继续下去,得不到一点空隙的时间。
“我连自个儿姓什么都说不上来了。”经过一天一夜的折腾,我的眼前总是一忽儿变得模糊了,头猛得沉下去,接着又清醒过来,这个过程不断地重复着。
“站着也能打盹,”我说。
“打盹算什么呀,我还做了两个梦呢,真的。”汉哥说。
看着汉哥一脸的认真,我相信了。
“我得去躺一会儿,我不干了。”孔涛说。
“你不干谁干!”班长扬起眉毛吼道。当他抬头看到孔涛的脸白得象一张宣纸,就竖起大拇指往后一扬,“上头请假去。”
孔涛晃着脑袋走了。
“等等,和我一块儿,老子索性也不干了。他娘的,简直进了法西斯集中营,”薛大河说完就走,又悻悻地加了一句,“比法西斯还法西斯!”
就加工员可能产生的病痛,船上是有明文规定的,头痛两个小时,肚子痛一个小时,诸如此类的条款就张贴在通往保健室过道的板壁上。
“怎样?”他俩回来时,我们关切地问。这种关切,跟病人家属在手术室等待一整天后终于看到主刀医生推门而出的那一刻很相似。
“要我们再坚持一个网次,”孔涛摇了摇头说,但是他看上去有些站立不稳了。
“撒手吧,老弟,这样下去非把命送掉不可,”薛大河挥着手对孔涛说。
孔涛犹豫了一下,抬起一双无神的眼睛朝大家看了看。
“走吧,假也甭请了,”他说。他已经完全被劳累压垮,明知道主任那句话,作用相当于终审判决,一朝宣布就不容易推翻,可是他也顾不得了。
“兄弟,睡上一个小时来顶替啊,哥们还在受苦呢。”汉哥冲着他俩的背影喊。
孔涛和薛大河一走,人心就更难把握了,每一双手几乎都提不起来,好象又压下了千斤重担似的。机器的螺丝松散了,一切都将懈怠下来。
“你们听好,船长下了命令,擅自离岗者,罚款一百美元一个小时。”主任在场地上吼叫,随后朝我们这边走来,“石遥,两个都是你们班上的,你得负点责啊。一百美金一个小时,你们听清楚了没有?”
“找他们回来!”石遥黑着脸对我说。
我跑去找他们,心里很高兴。我的两条腿站立得太久了,走动一下,是一种很好的享受呢!在一六三号房间和一六四号房间,我看到那两个人都象打了一闷棍似的直挺挺躺在床上。
“喂,醒醒,一百美金一个小时呐,听清楚了没有,得扣这个数。”我一忽儿跑到这边晃晃薛大河,一忽儿跑到那边晃晃孔涛。
“扣吧,扣吧!我不要钱,让我睡觉……”他们闭着眼睛,梦魇似的嘟哝着。
主任从另一个班抽调了一个人手过来。这样我们五个人顶六个人的活儿。机器还是那样正常的运行,但人都泄了气似的没有一点精神。
“看到床,我也差点回不来了,”我说。
“一个小时一百美元呐!”汉哥竖起一根手指说,“我们一整天才挣多少?顶多二十来个美金不错了。”
“唉,生命诚可贵,美元价更高。若能睡一觉,两者皆可抛。”灵感在这个时候闯进了
我智慧的头脑,我在迷迷糊糊的状态下胡诌了一首诗。
“说得好,说得好!”这首诗竟然叫脸色难看的渔夫笑出声来。原来,心灵的疲劳要远远胜过体力的疲劳,精神垮了,体力也不存在了,而说笑能减轻心灵的负担,消除精神上的劳累。这样的海上劳作,早已把每个人曾经拥有的那份豪情壮志都磨损,侵蚀,烟消云散了。我简直就是一台躯壳冰冷的机器,永不停止地滚动着,奔跑着,没有思想,也没有魂魄。但是,我心里明白,我曾经一度是人,血肉之躯,而且爱好文学。文学是多么优雅美好的东西,我原本幻想它必将与空阔的北太平洋发生某种意想不到的妙不可言的联系。事实上,她给予我的智慧,这会儿都变成了调侃,取乐,消除疲劳。我出其不意地制造一些笑料,维持那几乎不存在的体力。
“怎么啦,小辉?”
李小辉的一只手紧紧捂着肚子。
“没事,肚子疼,熬一熬就过去了。”李小辉朝大伙摆摆手,他话语少,脾气挺强,也就没有人坚持关注他了。
德国佬把拇指竖起来一个劲叫OK的时候,我们做完了所有的工作——新加工的连同返工的那些货。
我对这个哈特里尔公司派遣的雇员产生了一丝好感,并不仅仅因为他给了我们OK。在海乐号上,事关经济利害问题,船长也要听凭他的调遣。但是,欧洲人的那份责任心,人们通常说的敬业精神,我们在大哲学家布鲁诺身上已经领略,今天,时隔几百年之后,这种严肃的学者风范在科勒身上再一次得到完美的体现。为了达到货物的质量标准,他始终坚持一条真理,只要机器运行,绝对奉陪到底,也就是说,在长达四十或者五十个小时的工作中,除了喝上几次咖啡外,他和我们一样得不到休息和睡眠。
 
 
 
 

 
九月初,白令海吝啬起来,鱼群四处离散,海面的船只也稀少了。产量锐减下来。到了中旬,魔海一片荒凉,一连几天的航行都见不到一艘船,看来没有必要留恋了,海乐号临时决定西行向鄂霍茨克海进发。
日子过到这一段就舒坦极了。网被搁置起来,可以高枕无忧了。睡够了就看书聊天听音乐打扑克,随心所欲地支配自己的一切。我躺在床上,把那本久违了的《茶花女》接着看下去。
“喂,兄弟,借包烟。”汉哥撞门进来,对石遥说。
“没啦!”石遥翻身从床上坐起来,放下手中那套新版的《拿破仑时代》,说道,“上次开会都打发了。”
“那可怎么办?那些混蛋,我给二锅头,他们不稀罕。”汉哥拿眼睛四处看了看,嘴里叽咕着。
“我这有水果罐头,你先拿去吧,”我说着,下了床,打开柜门,从仅有的两个水果罐头中,拿了一个给他。
“谢谢,谢谢……”汉哥点着头,心满意足地走了。
“唉,这个老输啊,真有趣……”石遥晃着脑袋说。
拿纸牌赌钱,汉哥是顶顶有名的输家,老赌老输,老输老赌,在牌桌上不知送掉多少酒
钱。因为人民币被禁止带上外洋船,他们只好赌资不论,常常是烟,酒,饼干,雪碧,果奶,
等等。水果罐头经过两个月的航行,早已成了稀罕之物,自然列入上等赌资。
汉哥这一进出,叫我和石遥都放下了手中的书。于是我们彼此抱着膝盖,我靠床的这一头,他靠床的那一头,一上一下地聊起天来。
“我这辈子后悔的,就是没能把书念到高中,”石遥说,“否则也不至于和海打一辈子交道了。”
“你没念过高中?”我很诧异,依他的学识和眼界,早已超越了海洋的边界。
“虚岁十七,我就背着铺盖下海了。”石遥伸出手指比划着说,“那时,我父亲是船长,是他带我上的船。我父亲平时不声不响,但是那天,他摸着我的头,说,‘但凡我有一点办法,我也不会叫你下海了。’我父亲在海上捕了一辈子的鱼,没有谁比他更了解渔夫的命运了。”
“父亲的话对我的心情没有任何影响,那会儿我高兴得要死。”他接着说下去,“我用手摸着船上的机器,东张张西望望,心完全被一种即将实现的自由激荡着,终于可以不读书了,而且还能挣到钱。你大概体会不到我那时的心情,我是家里的独生子,什么事都肯做,就是不愿读书,一提读书真正比杀头还难受。这不说,还三天两头在外面闯祸,打架,逃课,抢同学的小人书,砸人家玻璃窗,老师上我们家告状,就象走亲戚一样频繁。我妈妈为了我这个惹事的儿子,拎着东西不知向人家赔了多少不是。‘小祖宗,你就少给我闯祸了行不行?’每次从别人家回来,她都这么对我说,恨极了的时候,就举起皮带把我抽上一顿,当皮带雨点般落到我的身上,她自己却流泪了。而我呢,自知理亏,咬着牙强忍着痛,一声不吭,脑子里翻腾的尽是水泊梁山那些英雄好汉们的形象。”
原来,石遥的少年时代跟我竟如此相象!
“怪不得你对那个拥有一双女人般小手的魔王那样感兴趣。”我说。
“他那双女人般的小手差点拍倒了整个世界。”听得出他很得意。
“不用说。你把《拿破仑时代》当《圣经》读。并且,对那个小个子军人的崇拜,无意中使你变成了一头倔强的小牛,你想当元帅!”我加重了最后五个字的语气,以示开玩笑。
“放心,我永远成不了拿破仑。”他笑着说。
“为什么?”
“时代不一样了,尽管人人都在参加战斗,但人们手中的武器已经不是刀枪,而是换做了资本。在巨大的财富面前,人的腰背才会特别软,自然而然地弯下去,表示自己的低微,渺小,殷勤。能够发动民众的不再靠有才气的演说,不是高尚的理想,而是攫取金钱的机会,以及能够产生金钱机会的权势和靠山。”
“你说的不错,这是客观存在的原因,”我打断了他的话,“主观上说,你过于英俊,妨碍了你的发展。你可知道,美貌必须得向才智付钱,相貌英俊的年轻人在入世之初受到社会各方的青睐,不要费脑子就能得到很多,各种诱惑填满了他们的心灵,以至于他们的聪明才智得不到发挥,直要到最后不得不为他们的长处付出代价。你过早地下了海,又过早地成了家,定了型,按部就班的人生绊住了你往前走的脚步,使你看不到更远的地方……”
“哈哈,除了渔夫,你以为我还能干什么?”
“可以做个政治家,或者诗人也行。你啊,个性鲜明,气质不凡,还有一肚子的野心,只是没有经过很好的雕琢。”我说,“哎,你倒让我想起一个人来。”
“谁?”
“美国作家杰克.伦敦,十五岁就当了海盗头目。”
“被你一说,我倒真伟大起来了。唉,老兄,这些话呀,只能搁在肚皮里想想,政治家
也好,诗人也好,可不象当渔夫那么简单。拿破仑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一样,既是将军,
又是诗人,还是学者,所以人们才将他们敬为神。”
“可是拿破仑从前不就是个穷小子,被人瞧不起的外乡人吗?”我说。
“正因为这一点,才造就了他后来的雄心壮志。一颗受尽压抑的心灵,反过来更能激发他出人头地的欲望。二十一世纪北京艺术节上,一起来西单广场表演的外国民间艺术团中,塞拉利昂张扬的鼓声远比法国斯文的军乐队更能招引观众。一个受压抑的民族,是最能尽情宣泄自己的情感的。我在孩提时代就做了将军和强盗,这样辉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余下的人生只好给那些赚大钱的人当垫脚石。”
“嗨,你现在不是喜欢读书,喜欢历史吗?读历史的人是最聪明的,他能从中得到许多。”
“是啊,那又怎样?”他说,“几年的海上生涯,使我真正理解了父亲当初的那句话,我下决心翻开高中和大学的书本,在很短的时间内拿到了文凭,然而一切都已经注定,我预感到大海将无法挽回地做了我的主宰,我是个富于诗意的人,而不是诗人,我只管做梦,不肯创造,我情愿吃尽海洋的苦,也不愿受艺术这份罪。我常常感叹人生,独自一人坐在黄昏的甲板上,看如血的残阳,回忆花朵在土地上开放,又仿佛聆听鸟雀在清晨的窗外啾啾鸣叫。同伴们见我如此悠闲,只当我在享受晚霞的美景,殊不知,在我心里,是一种怅惘,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难受,这种感觉,常常奇怪地使我耳边响起青藏高原那种凄美、神秘、能够传播很遥远的歌声。”
“这大概就是人们说的生命的悲壮感。拿破仑最后也体会到了。尤其,当他被囚禁在圣赫勒拿岛。不过他也该知足了,到死,他也想象不到,在茫茫大洋中,还有一个渔夫,对他死心塌地。”我说。
“那算什么,谁又能不欣赏他的才能?”
“才能归才能,话说回来,艺术对战争总是不大有好感,和他同时代的作家巴尔扎克,向世人提起他那位仁兄,指名道姓只用了一句话,拿破仑杀人就象打苍蝇。”
“不错,拿破仑经过之处,血象瀑布一样地流,象香槟酒一样地流,然而,你不得不承认,历史这是这样开的头。秦始皇兵临六国,成吉思汗马蹄所到之处,谁人不是举起刀斧照着人的脑袋就砍,然后才立下功业,才有了我们今天可以娓娓道来的历史。建造历史大厦的东西只有两样,一样是政治,一样是文化。政治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战争。人本来就是好斗的,试图永久保证生命的安全是不可能的,没有战争的地方,人和人还会打架,为了金钱、权势和到处滋生的情欲搞谋杀……”
“战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只有几个策划者心中有数,至于他们手下的百万雄师,你给他穿上国军的衣服,他就替国民党卖命,你给他穿上八路军的衣服,他就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好战士,他们在战场上相遇,双双眼睛射出仇恨的目光,恨不能操起刀枪将迎面而来的鲜活柔软的躯体捅成一个个马蜂窝。可是,说句良心话,他们彼此毫不相识,很可能八辈子都没打过一次交道……”
“无缘无故的仇恨,人类天生就具备。现代人钟情足球运动,狂热的场面令人费解,好象翻江倒海一般,其目的只为一球的输赢。每个时代都有自己崇拜的东西,这种崇拜必然包含了无处不在的竞争。经济时代,各个领域都为金钱操心,金钱统治了我们的生活和思想,战争依然存在,战场转移了,商人变成了战士,足智多谋也好,英勇善战也好,有勇无谋也好,无时无刻不是杀得你死我活,还生怕世人看不出这其中的残酷和高明,故意取了个形象又好听的名字,叫“商战”,靠着媒介的宣传,在社会上到处横行。不得不承认,保尔.柯察金已经落伍,如今只有比尔.盖茨才能和我们这个时代并驾齐驱。仰天大笑的那个大诗人李白生在今天,为了一天二十个美金,他也要当海员的……”
“无论时代走向何方,发迹都要分两种,一种是物质方面的,也就是谁都可以捞到的金
钱;一种是精神方面的,这却要难一些,有些人既是财运再好也走不进的。”我说。
“你打算发那种迹呢?”
“先发第一种,现在正在实施。再发第二种,这才是我真正的目标。”我说。
“你比我强,我是个带书生气的渔夫,你呢,是个沾了海腥味的书生,头脑中还有许多的幻想。”他说。
“嗨,好消息!”孔涛从门口探进头来。
“什么消息?”石遥立刻坐起身来,床铺随之轻微地一晃。
“大厨师傅说,中午有白菜汤。”
“啊,哪来的白菜?”我本不想理那个好卖关子的家伙,由着他去故弄玄虚好了。然而这句话的作用就象吸铁石一样,不得不叫人关切。
“韩国油轮送的,一大筐。”
我们的胃口被吊起来以后,那家伙洋洋得意地走了,向别的房间去通报。
“真有这样的事?”石遥仰起脸来问我。
“谁知道,那家伙的话……不过……走,我们去看看。”我穿上鞋子,和石遥一起来到厨房,为的证实这个消息,这太重要了。
啊,朋友,你不知道这些天来我们吃的是什么,蔬菜早就没有了,餐厅整天供应冻肉和鳕鱼,冷柜里还有少量冷藏的青豆,这是唯一的绿色食物,一星期只能算计着吃上那么一两次。厌食症象传染病似的在船上蔓延着,吃饭成了人生最不幸的事,人心烦躁到了极点也无奈到了极点。
“走,走,走!”掌勺的厨子挥着手,“反正中午都让你们喝上一碗白菜汤。”
早已有十来个打探者围在厨房里,闹闹哄哄的。
大白菜真的有一筐,虽说不是一大筐,也够幸福的了。我们象鸭子似的被赶了出来,个个心满意足。
午饭的铃声还没有响起,三三两两的人群就拿着碗朝餐厅走去,过道里不时传来筷子敲碗的叮当声和笈拉着拖鞋的踢踏声。我催促石遥赶快跟上这吃饭的队伍。
餐厅里的气氛一改往日的死气沉沉和骂骂咧咧,人们排起长长的队伍,每人肩上都搭着一块毛巾,伸长脖子朝窗口张望,不厌其烦地把前边的人端出来的菜汤一碗一碗地看过去,不住嘴地说着话。
“请给我多一点点白菜再多一点点……”石遥排在我前面,弓着背,低着头,顺着厨师的勺子往下倒的当儿,把周华健那首<<让我欢喜让我忧>>的调子哼得很动听。词儿没唱完,厨师的勺子已经停下了。
“不要让我如此难受……”他接着又唱下去。
“够了,够了!”厨师的勺子在大菜盆上当地敲了一下。
烧成菜汤以便让每个人都吃得到,这么个精打细算的主意是厨师想出来的,连黄菜叶也
不肯掳去。那几小片漂浮在碗里的蔫蔫的黄菜叶,在我们眼里,竟好象是开着的花儿。我们小心翼翼地把汤端到餐桌上,汤碗下面垫上毛巾,吃着饭,一只手还死死抓着碗。你不会想到,要不是这筐白菜,平常海员是没有口福喝汤的,只要一个浪头过来,一碗汤全泼到你身上。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不缺少杂技演员那种眼疾手快的本领,浪大时节,你要吃顿饭,别说喝汤,随便挑一两样菜放在跟前,船一摇晃,根本来不及抓碗,摁了这个摁不住那个,手忙脚乱,还是倒了一地的饭菜。这种情况要数厨师最有感受。
下午,一觉醒来,海上有些风浪,我的拳击手套在墙上左右摆动,红白相间的颜色,很
是醒目。我忽然感到我的心需要倾泻什么,诉说什么。它诱惑了我。我将它从墙上摘下来,
只穿了背心,来到已经干燥了的却仍然鱼腥弥漫的加工部。此时,机器正安静着,场内空无一人。我选了个角落,挂上沙袋。我把我所有的热情都给予了我的拳头,那沉闷的击打声在空荡荡的舱房里回响着,震颤着,仿佛是大地的回音。啊!拳击,书籍,可以思念的女友,这生命中的三样宝贝,充实着我这些闲暇的日子,那真是一种完美的结合,是肉体和灵魂最为舒适的协调,它浸透了我的全身。
一道亮光猛地闪过,吓了我一跳。
“OK!”摄影师举着相机,朝我招招手,“瞧你那架势,可以和泰森争夺金腰带了。”
 “怎么知道我在这里?”我揩了揩脸上的汗。
“寻找素材呗!本想以《沉睡的机器》为主题搞一幅作品,没想到抓拍到一个意想不到的好镜头。”摄影师走到我跟前,捏了捏我的胳膊,“打架行吗?”
“想试试?”
“我?不敢!”摄影师忙摆手笑道,“可是有人不服气,这会儿正想决斗呢!”
“谁?”我挥了一拳。
“孔涛呗!”摄影师用戏谑的口吻笑着说。
我的拳头闲了好几年, 没有碰过结实的肉体了,此刻却突然无法控制了,单单一句话就让它有找人遭遭殃的想法。我不得不承认,海洋生活的枯燥和压抑,使我渐渐地在感染渔夫的野蛮脾气。那家伙公然在背后攻击我,话语极具挑衅意味。他背地里叫我跳蚤,说什么不过二两半的力气,硬是挂个拳击手套吓唬人,要撞在他的手上啊,就将怎么怎么的……最后这句话要叫读者去想象,我已听过好几回,反正现在找他正是时候。
“行,那家伙长得高,皮也厚,我倒想跟他斗一斗,看谁撂倒谁。”我说。
“你别乱来,五十美金……”摄影师注意地观察了我的脸色,他只是开了个玩笑,但这句话产生的效果他却没想到。
“这里没人!”我冷笑着说。
“真的别乱来。”
摄影师跑了。我的眼里肯定闪烁着逼人的怒火,因为我同时想到了“小女人”这个蔑称。五十美金,那家伙提醒得是,这是船上的规矩,打架斗嘴,无论对错,双方各罚款五十美金。这贴灵验的药方,能治住久经风浪的蛮汉。我不想损失五十美元,又想叫那小子明白到底谁是“小女人”。我坐在地上,心里想着对策。我将把这件事做得艺术一些。等到晚上七点,天黑沉沉的时候,我约他到后甲板,那个时候那里没人,我邀他去比试一下拳脚,趁机揍他一顿。这叫比试,不叫打架。好比陈列在军事博物馆同一展台上的武器,日本人的马刀简单明了,一看就是杀人的,而法国人的利刃,刀柄雕刻,好象做工精美的艺术品,叫人赞美,然而它们一样能打胜仗。这就叫不同的方式达到相同的目的。我打定主意以后,就扛起沙袋,回到卧舱,稍稍收拾了一下,朝孔涛的房间走去。反正这一回,文学也救不了他。
一六三号房间门开着,却没有人。我不肯罢休地在那家伙的床上足足坐了一个小时,等他回来。那家伙肯定又在哪个人的房间里胡扯淡。
吃晚饭的时候,终于有了脚步声。我从床上站起来。
那家伙一进门,看到我,猛一愣,意识到了什么。但是立刻,一阵惊喜浮上了他的脸面。
“啊,稀客,稀客!”他满脸是笑,朝写字台上一排瓶瓶罐罐做了个手势,“咖啡还是茶?”
我反而不好意思。
“嗯,我想……”我尴尬地说,“借几本杂志。”
我早就注意到他枕边堆放着一叠通俗读物。
“拿,拿,尽管拿,实话跟你说,我也是偷来的,”他抱起那几本杂志往我怀里塞。
“你在这儿呀,”石遥进门一把扯住我说,“快走,今儿汉哥大寿,让我们都上他屋里热闹热闹。孔涛,你也快些儿。”
我跟着石遥往自己的房间走。
“你跟他做起朋友来啦?”石遥说,“找你老半天了。”
“朋友?哼!”我说,将寻找孔涛的原因、经过、打算告诉了他。我怀疑摄影师走漏了风声,只不过孔涛那小子想不到我这么快就找上他。
“真行啊你,还想露一手?”石遥觉得有趣,“只要动不到那五十美金,怎么着都行,哈哈……”
这时汉哥正托着个蛋糕从门口经过,来呀来呀地招呼我们。
“汉哥真能找机会,挑了这么个好时辰。”我说。
过生日在海乐号也不是新鲜事,每个人的出生日期都掌握在政委手中,轮上哪个人了,政委就通知厨师,由厨师做个象征性的蛋糕,外加两个煮鸡蛋。
在汉哥的房间里,我们将两条凳子拼成一张桌子,摆上从家乡带来的至今舍不得吃的可乐、饼干、果奶……蛋糕放在中间,做得很粗糙,是船上的机械师将一块铅皮箍成一个简单的盒子,再由厨师放上面粉鸡蛋和糖调配着做成的。我把最后一听水果罐头贡献出来。
“嘿,瞧我这好酒。”薛大河从柜子里翻出一瓶浸有红枣的甜酒。
“晚上痛痛快快地撮一顿,不醉不散!”汉哥说着从床底下乒乒乓乓拉出一箱二锅头。
我们席地而坐,因为地方太小,彼此挤得很紧,也就是做着同一道工序的六个人,暖烘烘又喜洋洋,象感着一种真的幸福似的。
“要不要把政委请来?”石遥看着汉哥,征询他的意见。
过生日能把政委请来助兴,是既时兴又荣耀的事。
汉哥想了想,摆摆手,“算了算了,不如咱哥几个自在。”
我和石遥又到厨房提了一箱啤酒要了几个菜。汉哥的生日也不讲究方式,划拳,抽烟,说笑,爱怎么就怎么,只要热闹就行。一时间放肆的笑骂、碰杯、跺脚,把狭小的舱房弄得震天响。
我们轮流和汉哥碰杯,不会喝酒的都斟上了红枣甜酒。汉哥是来者不拒,白酒啤酒轮换着喝,只有薛大河能对付着喝一阵子。
远航之前,汉哥备了好多箱二锅头,搁在床底下,搞批发似的,因而那肮脏的床单下面永远有喝不完的酒。
“你到底能喝多少?”我对汉哥喝酒的本事充满了好奇。
“这么说吧,我和我的两个哥哥,加上家里的老头子,四个人,那一晚喝了一坛米酒,吃了一只羊。”
生活的快乐浮上了汉哥那张直爽诚实的面孔。这个老渔夫的后代,在他的家乡,那个由大大小小岛屿组成的川湖列岛,专门生产一种勇敢的航海人种,他们代代相承地从事捕鱼业,生来就带着渔民的各种素质和脾气。
“论喝酒,当数我家的老头子,”他接着说,“老头子在海上撒了一辈子的网,出了两样名,一样是喝酒,一样是蛮力。五年前,他还能一只手举起造船厂三百斤重的铁砧。他呀,就是年轻时干了一桩傻事,当年国民党抓壮丁抓到我们家,把他给逮去了,押往台湾,想不到在途中,他竟从船上跃入海里,一排子弹也没有追上他,逃了回来。你们说傻不傻?那会儿不逃,放到现在回来,不也是金票大大的,省得我吃这些苦。”
“你老头子是条汉子,”薛大河呷了一口酒说。
“破天荒头一遭过生日,老话说,穷人结婚,富人过生日,看来我汉哥也发了,嘿嘿!”
汉哥一仰脖子,又灌下一杯。
“也是,我们一个航次能有多少收入呢?”李小辉说。
“听说按利润的百分之八提成。”石遥说。
“百分之八那还得分出档次来。我们总不至于和船长,和政委,和机舱部那些贵族船员拿一样的报酬吧。辛苦人得不到高回报,都说有二十几美元一天,我约摸估算了一下,差不多就这个数,不会再多了。”汉哥说。
“我听说了,有五十美金一天。”孔涛说。
“听谁说?”
“船长。”孔涛一竖大拇指。
“是吗?他怎么说的呢?”人心一下子热切起来。
“船长的意思是,如果货源不断,天天有鱼可捕的话,能有五十美金也未可知,象现在这样,只好一分钱也没有。”石遥说。
“还不如在非洲混两年呢,”薛大河又提当年的勇,“黑鬼是不讲究什么加工的,只要把捕上来的鱼往他们的鱼仓一倒就行,干净利落,哪象这儿的活,使不上劲又没完没了。”
“这是文明带来的不幸,”我说。
“嗨,不管它,喝酒!”汉哥又端起酒杯,“小辉,你今天表现不好,喝!”
“喝,喝……”李小辉举起杯子。他平时不合群,今晚得到了大伙特别的照顾。
这时,门口探进了德国佬的脑袋,准是喧闹声招引了他。
“科勒,你的,过来。”汉哥用两个手指勾了勾。
科勒哦哦应着走进来,身后没有跟着翻译。
“我们正给这位汉哥过Brithday,”石遥拍拍汉哥的肩膀向他解释。
“Brithday?哦,Yes,Yes。”他明白了,拼命点着头。
科勒精通英语,又想试着学汉语,经历一次返工事件,德国佬的脾气变的随和多了,他称我们是“能干的中国人”,对我们那种吃苦耐劳的精神大加赞赏。以后的几批货物,他只竖起拇指表示:“OK,S,可以免检。”S是一流的意思。于是,他在我们眼里也渐渐可爱起来。他和我们说话,打着老外特有的那种既生动又形象的手势,这样通过几个英语单词,既使没有翻译,我们也照样能和他交谈。
“噢,中国,China,是个了不起的国家。我非常热爱中国,”科勒手舞足蹈,把他热爱中国的依据拿了出来,“我知道你们的皇帝,大清国的,十个。”
“啊,给我们说说,”我们怂恿他。
“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啊,嗯,还有……”他眨着小眼睛,用走调的汉语一个一个指派出来,“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溥仪。”
“OK,OK!”我们热烈地鼓起了掌。说实话,关于清代这些离我们并不遥远的显赫帝王,我想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说得周全。
“嗨,科勒,尝尝我们China的阿诗玛,”汉哥递给他一支烟。
科勒接过去,放在鼻子跟前闻了闻,然后就着汉哥点着了的打火机深深地吸了一口。
“怎么样?”
“好,很好,OK。”科勒回答,将烟搁在桌旁,两只手举过头顶,象注射了兴奋剂似的
打着拍子唱起歌来。那是一首没人听得懂的德国歌曲,强劲的节奏,使我们每个人都疯狂起来,欢跃起来。
这一晚闹得很晚。一顿饭从傍晚开始,吃到十二点。德国佬提前回去了。薛大河和汉哥
先后喝醉了。我躺在自己的床上,由于红枣甜酒的作用,头晕沉沉的。
 
 

 
第二天上午,海面升起了浓雾,把一切都遮盖起来。波涛沉寂了,没有一丝风浪,大海幻化成一个混沌的世界,既看不到天,也看不到海,让人感到格外的寂静,寒冷,和不安。
这是北太平洋多雾的季节。
海乐号凭借航海雷达在大雾类似黑夜的迷茫里航行。
大海故意装出一副不理不睬的样子,好象在睡觉。浓雾是最危险的,它在任何时候都叫人害怕,在它平静和善的表面下,不知隐藏了多少的罪恶。在没有发明航海雷达以前,这样的雾天,船只不得不抛锚,躲避那突然的毫无预见的灾难。
我瞪大双眼竭力想看清大海的面目,然而徒劳,只见阵阵迷雾象羊毛团一般沉重地向我涌来,我的头发和衣服在含有盐份的大气中很快潮湿了。
在这混沌的世界里,我的心从来也没有这样的孤独,因为预感到一丝的不祥而恐怖。我把香袋贴在脸上,我有多少天没有碰它了?我不知道舒慧此时在做什么,那些被思念着的另一世界的人们都做着什么。我这台“干活睡觉干活”的机器已经停下来,而且不需要马上开动,那些久已被搁置起来的思想、感情、那些真实的梦又都回来了。
我并不为这次海上的磨难感到后悔。不管怎么说,皮肉承受的苦役总比心灵承受的苦役更容易对付一些。啊,朋友,我以前是多么可怜,呆在公司机关里,成天忙忙碌碌,领导到哪儿,我就得跟到哪儿,没完没了地替他们写抛头露面的讲话稿,大小报告,总结。我那个当作家的梦只能闷声不响地搁在肚子里。虽说跟在我身后踩着我的步子想爬到我这个位子上的人,多得好象刚刚从打开的牧场大门里冲出来的一群羊,他们看到这一行的好处,是既安稳又能接近领导,容易找到靠山。可是,我不是那种有了一只饭碗就当前途的人。我明知道文学这条路难走得象雪山上的绝壁,每登上一级不知要付出多少艰辛,走到头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伟大诗人屈原,只为操心人类的前途,一意孤行,不肯和现实低头,情愿一生遭难,最后只好投进一条小河沟做个人生了断;大师曹雪芹,声名淡泊,穷困潦倒,有生之年只欠拿手枪打自己的脑袋,然后才成就了一部光彩照世的作品。这正是艺术需要一个人去承受的一项高尚的苦难,之后,人们才会说,啊,那是一种悲壮的美!今天,时代的浮躁将挫伤多少个屈原的傲气,遮盖掉多少个曹雪芹的艺术光芒和智慧,许多的天才管不住自己享乐的天性,只求吃吃喝喝,玩玩乐乐,做一味追求荣誉的殉道者,过早地被人世太多的诱惑阻挡在半道上,爆不出艺术的火花。成果卓著的艺术大师能走的路,毕竟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我能走多远,我不敢说。昨天我还给石遥下结论:过早地成了家,定了型。可是,老实说,我也向舒慧描绘过我们的将来,等我下海赚到钱,我们就结婚,筑个象样的窝,到那时,光线充足的房子,漂亮的家具,安宁的生活,我们一样也不缺。说到底,爱情可以通过许多的承诺来描绘,但婚姻却是要承担一系列的责任,只要我在这艘船上象牲口一样干上五年,到手的美元就可以维持一个家的安稳。然后,我叫自己的心灵不受一点委屈,坐在家里象一只甲虫一样默默地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写小说。这样,家庭和事业,不会再打架。
 我的脑袋湿漉漉的,被一些死了多年的伟大天才激励着,同时又因为置身于这苍茫无望的现实气氛中,莫名地感受着一种无助的,空幻的情感,似乎失落了什么,似乎还将发生什么。
一只海鸟忽地从雾中飞来,象一枚破窗而入的飞镖,差点撞到我的脸上,把我从怀念和低落的情调中惊醒。
海乐号穿行在千岛群岛之间。
我已经在甲板上站了很久,总觉得迷雾的海洋应该有它的行动,既是它没有恶做剧,也会向人们暗示什么。
我想念我的书籍,回了屋。我拿毛巾擦了擦头发,又换了件衣服。
只听过道里人声嘈杂,接着,有人跑到我们屋里,说,“石遥呢?”
“一早去开会了,这会儿没见人,还没回来吧,什么事?”我问。
“你们汉哥跟人打架呢!”
“汉哥?在哪儿?”
“台球室。”
“怪不得他屋里这么清静呢。”我说,跟着那人往台球室走。
等我们赶到,架已经打完,只见两人都鼻子青眼睛肿的,还在那儿骂骂咧咧。跟汉哥交手的,是另一个班组的装箱员史大军。问明原因,只为两人争着多打一杆球。史大军的身材和蛮劲跟汉哥不相上下,两头公牛顶到一处,什么事不能发生。亏的众人挡着,否则,非分出胜负不可。
随后,政委和石遥也闻讯赶来,一见这光景,政委愤而挥手就要开会处理。
“我们没打架,我们不过玩玩儿。”汉哥直着嗓子说。
“玩,都鼻青脸肿的,还玩!”政委说。
“是在玩嘛,”汉哥说着,拿拳头往史大军的胸前轻轻捶了两拳,“我们是在玩,是吧?”
“是是,我们刚才就是在玩,”史大军连忙点头说,“走,汉哥,喝酒去,我请!政委,你也赏脸跟我们喝一杯?”
政委瞪着眼睛看他们兄弟般走出台球室,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临近中午,海面吹起阵阵微风,天际出现了几层淡淡的红云,并逐渐地扩大开来。明晃晃的太阳跳出来,象一只巨大而又怪异的眼睛凝视着大海。雾活跃不安了,蒸腾,散发,极不情愿地被风驱赶着,向着遥远的地方四散开去。
看得见海面的波浪微微地动荡着。
两个小时后,海天彻底地回复到碧蓝和澄净。
“岛!嘿,看呐,岛,岛!”
一座群山连绵的岛屿横亘在碧波上,白雪郁积的山顶,在阳光下泛着清新冷艳的光,仿佛一个翠衣少女宁卧在铺着锦缎的绣床上。
岛屿在茫茫大洋中是多么难得一见!它是海洋揭开迷雾后,送给海员的一份精美礼物。
它是陆地,它是家,它是我们生命的归宿。
船舷的一侧伏满了人,一张张脸上都带着迷路人忽然发现了一块路牌后的惊喜。大洋的空气,和世界刚刚创造出来的时候一样的洁净,我们用力呼吸着,兴奋地叫喊着,两颊鲜红而凉爽。
“天边飘过故乡的云,它不停地向我召唤……”石遥抱出他心爱的吉他,面向蓝天自弹自唱,他已经习惯了用歌声排遣远离尘世的寂寞。当吉他的弦音伴随着歌声在甲板的人群中响起,这歌声随即被好几个声音附和着,又逐渐汇成一支庞大的合唱队。这是离乡别境
的舟子们爱唱的歌。
“归来吧,归来哟……”雄壮的歌声飘向无尽的天际,破碎又缠绵,好似孤寡的母亲为死难在海上的儿子招魂一般,让人感着无边的愁闷。这些敢于在风暴的海洋里作激烈斗争的硬汉,此时双眼蒙上了泪水。我们不是被抛弃了吗?不是被抛在无情的大海里了吗?经过海上几个月与世隔绝的禁欲生活,每个人都会产生这样绝望的想法。
从这个岛屿往西二十海里,是太平洋海湾一个热闹的港口布斯港。布斯港是国际贸易
中转站,聚集了各国的船只,大棕生意在那里谈成,码头上有堆放货物的仓库,成片的树林,官宅别墅和飞机场。
越来越多的岛屿出现了,从我们面前经过,又消失在远处的海面。跟我们离开家乡时的情景非常相象。据说海乐号将在布斯港停靠。
啊,布斯港,这人间天堂,它有灯红酒绿的街道,有妖艳迷人的女郎,有飘着世界各国彩旗的摩天大楼。夜晚,海上的船灯和岸上的街灯相互辉映的时候,我们离布斯港越来越近了。港口的繁华远远隐现,象虚幻美丽的海市蜃楼。
“去布斯港干什么?”
“不知道。”
“停留多久?”
“不知道。”
“会不会去采购蔬菜和水果?”
“啊,一定是。”
“也许我们还可以上街?”
“那当然。”
这本是两个人的猜测,可是这些毫无根据的话却被当作真理,在船上流传着。
“石遥,头儿有请。”有人从船舱门口探出半个身子朝甲板上喊。
布斯港的港督通过报务房下了命令,不允许海乐号进港,只能锚泊在离码头很远的港区。
一种无可救药的失望情绪笼罩着整艘船,刚刚还激动得快要跳出来的心一下子变得焦躁不安了。
该死的港督,我愤愤地骂了一句。
热闹的布斯港反射出千百种不同色彩的灯光,在遥远的水面上颤动着。这个时候,在驾驶室值班的大副才肯借给我们高倍的船用望远镜,争看这人世间的良辰美景。
“李小辉要走了,就坐布斯港的飞机回国,”石遥回来后对我说,“我们送送他。”
“要走了?”
“医生说可能得了肝癌。”
“什么?”我惊得说不出话来。
“也许活不了多久了,听说是晚期的症状。唉,他这人,死到临头了也不吭一声,太要强,真没想到会是这样……”
“船逗留在布斯港就为这个?”
石遥点了点头。
我木然立在那里,希望老天爷对一个可怜的、执着的、激情的生命的剥夺,说出他的理由。
李小辉躺在床上,脸孔蜡黄,黄得发绿,神情极度的虚弱。他喘促着,微微隆起的腹
腔在雪白的被单下剧烈起伏,好象要吸尽房间里已经吸过无数次的浑浊空气。我们怎么也料不到,仅仅一个晚上,瘟神就把他糟蹋成这个样子了。
他把一只没有挂针的手握着政委的手。
“等我病好了,您无论如何在领导面前替我说说话,让我再回到船上来,我得挣钱还债呐!”他一字一顿,使着全身的力气说出这番话。
政委无不应承,使劲点着头。
人生长久地被灾难追赶着,恐吓着,骚扰着,摆布着,那么他的容忍,挣扎,抵抗,
逃离,都不过使他进一步滚在阴暗的深渊里。李小辉在三十五岁上终于被厄运征服了。
他是个孤儿,从小死了父亲,也不知道母亲是谁,差不多是个被抛弃了的孩子,侥幸地在群岛附近一个叫“毛峙”的小岛上活下来。从他懂事起,他就是当地一个油漆匠的学徒,给上船坞修理的木帆船打油漆,每天赚两毛钱维持生活,在海岛的风浪中慢慢地由孩子长成少年,又由少年长成大人。他因为过惯了孤独的生活,变得脾气固执,性格坚强,通常一整天不说一句话,能够感受到童年的快乐,就是在没有大人管教和训斥的自由中,随着海岛不同的季节,到海岸的沙滩上拣海螺,捉螃蟹,在礁岩上铲鲜贝,探寻鸟巢掏鸟蛋。
一九七七年,小伙子还不到二十岁,正赶上仙瑶公司到小岛招收渔民,他幸运地由孤儿变成了大企业的职工。但他没能下海,大概是考虑到他的油漆匠人的手艺,起先分配在公司下属的修船厂,后来又改行做了船用木工的活儿。当时这家国有大企业完全处在计划经济的庇护下,名声显赫,粗声粗气,在群岛上优势显著,人人都奢望挤进来。人生这一意外的转折正是他向往美好生活的开始,他的体力正处于青年人身强力壮的阶段,他的思想也逐渐成熟起来。起初他的工资是三十二元六角几分,他不知道拿这么多钱该怎么花,他的口袋里成天都响着钱币叮当的声音。这声音逐渐建立了他生活的基础,给了他许多离奇的幻想和希望。几年后,他娶妻生子了,做了父亲。然而,象他当初是个可怜的孤儿一样,如今他又成了一个可怜的父亲。他的孩子生下来就带着一种可怕的病——先天性法乐氏四连症。这种病,运气好的话,大把大把的钞票还能挽救。他抱着他的孩子一年一年地到城市最好的医院检查、手术,一笔一笔地筹借医疗费,在邻居和同事那里都欠下了债务。生活的难处迫使他下决心到海乐号苦熬几个航次,赚钱还债。可是在这故事一开始我已经向大家说明,海乐号不能把罕有的位置让给所有想赚钱的人。一个经理债台高筑,还能打动人心,象李小辉这样穷到了底又祸不单行的家庭,要做一件事,不知要拐多少弯才能达到目的。为了争取到一个加工员的位置,他向一个高利贷女人借了八千块钱,当做打通关节的费用,七送八求,才叫这笔高利息的债务出了一把力,象海乐号狭长的舷梯一样把他送上船来,如了他的心愿。
“我得挣钱还债呐……”两颗眼泪从李小辉的脸上滚下来。
“安心养病吧,小辉,我们等你回来。”石遥说。
“对,我们等着你回来啊……”我说。
白亮亮的灯光下,许多熟悉的亲切的脸孔跑来俯视他。
“小辉,我害了你了,不该叫你喝那么多的酒,不该的……”汉哥懊悔不已,双手拍着热泪纵横的面颊,“唉,过的什么屌生日。”
李小辉无力地摇摇头。
接送李小辉的小艇已经靠过来。政委送他上岸,一直把他送上飞机。
布斯港的夜景迷人,耀眼,象宫殿般灯火辉煌,象花园般暖意撩人。此时,我们却象一群不食人间烟火的幽灵,静静地伏在船舷上,冷眼眺望远方,心情沉重地等待政委回来,也向一个挣扎在苦难中的生命告别。
它远去了,消失了,一个生命,一种命运……
黑夜里,我哭了。
我身边的同伴用他们一只只粗糙的手背在抹眼泪。
“唉,他欠下的债呐……”不知谁发出一声叹息,犹如一具尸体沉入夜的海洋,清晰又沉闷。随后,一切重又归于寂静了。
 
我们到达鄂霍茨克海是在六天以后。这片海域处于远东大陆的环抱之中,风暴并不强
烈,但海底高低不平,差异悬殊,在我们看不见的海洋内部形成强大的动力和潮流,造成海水的巨大旋涡,使波浪表面变得相当复杂,船只经过时,经常遭遇挂网,缠摆,甚至触礁的危险。
与白令海相比,这个海区简直被严寒包围着。天空浑浊而阴暗,象一块涂了铅的青石板。太阳终日不在这里出没,有人说,它到别处休假去了。只有寒潮和雪暴在海面肆意横行,高纬度的冷风夹带着雪片飞舞、呼啸,在甲板上覆盖了一层厚厚的冰雪。
鄂霍茨克海,这个鳕鱼的天堂,向我们打开了地狱之门。惯于高纬度生活的鱼群受到寒冷的招引,重重叠叠聚集而来。无休无止的苦役又开始了。人又变成了机器。人和机器的差距就是这么小。为了保证鱼货质量,室内的温度调得很低,硕大的鳕鱼带着海洋冰冷的水温从输送带上送过去,只感到一股湿漉漉的寒气直往骨髓里钻。
我不得不把暖和的毛衣和背心搁起来,仿照同伴们的穿法,只在内衣外面披一件棉袄。我们管这种穿法叫“空壳棉袄”,为的是在完工后减少脱衣服的麻烦,只要将棉袄一撂就能上床了,因为睡觉依然是唯一苛求的东西。人长时间地站在机器旁工作,不是依靠自己的体力和心志,而是完全就着机器的轰鸣声和输送带的不断运行支撑着。这种外力的作用,既消磨煎熬人的心志,又成为人心赖以依存的支柱。而这个初来乍到的鬼地方,更是捉弄人似的,日短夜长,正是叫人打磕睡的地方。它一天之中,黑夜占了十六个小时。这些被睡眠和疲惫折磨着的加工员们,双眼布满了血丝,终日铁青着脸,说话粗声粗气,见了面也不打招呼,相互记着仇似的。咖啡泡参片的吃法已经失去作用,体内的能量总是那样消失怠尽的感觉,双腿长久地站在潮湿和寒冷中,肿胀得厉害。医生说,那是血液不循环的缘故。每次上床睡觉以前,由于双脚过度虚胖,我简直无法脱掉靴子。但是我没有作太多的研究就睡去了。
“昨儿晚上,你叽叽咕咕地想跟我说什么?”
有一天,在机器旁,石遥问我。
“昨晚?”我想了想,“我说了吗?”
“好象说的是……‘过劳死’什么的,只说了半句就睡着了。”
“哦,这个……我可能是说,我曾经在书上看到过一种叫‘过劳死’的病,发生在加拿大劳工身上,因为过度劳累,人一躺到床上,从此就再也起不来了。”我说。
“‘过劳死’,啊,是啊,没准哪天也会轮上我们。”石遥说。
“可不是?每次躺下去的时候总有那么一种软绵绵飘忽忽的感觉,心里好不踏实。”
鱼探仪在鄂霍茨克海探到的鱼群厚度达三百米。
高的产量代表船长高的品质。人们很容易从他的神情觉察出丰收的喜悦。他的眼睛望
着前方,透出特别敏锐的光芒,开阔的额头上,皱纹深刻而舒展,那张脸,那张久经海洋风暴塑造的脸,出现在辽阔的鄂霍茨克海,象一张宏图大展开来,“看我如何征服这块讨人喜欢的海域,”人们从他的脸上分明听到了激荡在他内心的声音。
事实上,船长遇到的困难,不是来自海洋的种种不测,而是来自他手下那群混混沌沌的加工员。他们个个疲惫之极,一只手支撑在机器的铁架上,低垂着脑袋,显不出一点生气,象将军旗下疲于奔命的兵士,因为得不到休整而气短神衰,意志消沉。他们听到“呜呜”的响声就心惊肉跳,这是起网的时候网机与钢丝绳摩擦发出的声音,在每一网负重达五十吨以上才会响起。
“海水为什么不会干呐!”这句话不是挂在他们的嘴上,便是藏在他们的心里。
那边的那台卡特机上,摄影师在机器旁晕过去了,被抬着送往保健室。
“真舒服呐……”我们望着他,不是同情,而是羡慕。躺在雪白的被单上,什么也不用干,哪怕几分钟也划得来呀。
“妈的,喝醉了酒还能醒过来,要钱的人永远都不会有醒的时候。”汉哥抛下这句话走了,说是去小便。
可是,五分钟过去了,他没有回来。十分钟过去了,一刻钟过去了,总也不见他回来。
我奉命去找他。
厕所和他的房间都没人。我很纳闷,就上下乱跑,四处乱找,最后在鱼粉部发现了他。
鱼粉部在加工部的下层,轮机房的上面,终日弥漫着浓重刺鼻的臭味,根本没法让人久待。鱼片生产过程中分离出来的下脚料,到这里经过鱼粉机的碾压、滚磨、烘烤,做成鱼粉,它们将在返航或运输船到来的时候运往国内。因此已经做好了的鱼粉,被包装成一袋一袋的,堆在一片角落的空地上,象一条战壕。汉哥正俯卧在那上面,耷拉着脑袋,垂着双手,象战争中死难的兵士。
“好家伙,你倒会享福,起来!”我推他。
汉哥睡得很熟。
“嗨,起来,干活啦!”我解下皮带,做出凶恶工头的样子,在他撅起的屁股上抽了两下,可是不醒,我咬牙又狠狠地抽了两下,还是不醒。我慌了神,把手探到他的鼻子下面,却是一阵酣畅的鼻息。我捏住了他的鼻子,他终于将脑袋晃了晃,睁开眼睛,看了看我,忙从口袋里掏出手表。
“啊,该死,都这么长时间了,哎,舒服舒服。我原本只想靠一靠的,没想到就睡过去了。”他加快脚步一边还揉着眼睛嘟哝着,“哎,舒服,真是舒服。”
此时,科勒,这个一直陪着我们工作到最后的德国佬,打着手势与船长交涉。通过翻译,船长明白了他的意思,他希望让加工员作适当的休息,他认为这样的劳动强度会影响产品质量。他说,机器也需要休息,何况人不是机器。
船长不愿接受科勒的建议,对于船长来说,产量是最重要的。
那个德国佬,在短时间里发了火,他挥动双手,嘴角因为激动在说话时堆满了唾液的泡沫。他非常坚决地表示,如果继续这样强干下去,他将不再接受这以后生产的货物。他说完回房睡觉了。这个举动产生了效果,我们被通知暂时休息三个小时。
 
 

 
十月初的一个上午,报务房收到了发自美国的一则消息,一场强大的低气压逼近鄂霍茨克海。
低压将带来强大的气旋,在海水深处形成一个个怪诞的旋涡,它是暴雨的制造者,也是风浪的制造者,它将激起海洋的不安和愤怒,把隐藏着的野蛮的、不可抗拒的力量都施展出来。到那时,整个天空,整个海洋,都将参加暴风雨的工作。
甲板上,人来人往,发号施令,一切应急措施都在忙乱中进行。捕鱼的网具很快收起来了,海面上看不到其它船只。船长不时地与轮机长取得联系,关注机舱里机器的运转情况。
此时,大海却是宁静的,天空一片清明,并且渐渐地从蓝色转成了白色,而且白得出
奇。一大群过路的海鸟排成一条长长的黑线,向着辽远的天尽头迅速地前进,飞向大陆。就在鸟儿飞奔消失的天界上,不久出现了一颗污浊的斑点,这斑点固定在一个地方,慢慢地长大起来。靠近天际的海水很轻微的颤动着。
突然船身一阵抖动,机器发出异常的噪音,只听车钟当的一声,主机的轰鸣嘎然而止。
缠摆了。轮机长报告。
惊恐的目光掠过船长的眼睛,他的脸刹时变得严肃,焦虑,可怕了。
低压的气候在鄂霍茨克海相当的频繁,风掀起巨浪,从洋面上横扫过去,波澜壮阔,浩浩荡荡,但它及不上白令海魔海气势那么恐怖,正常情况下,海乐号可以逆风顶浪,在海洋愤怒的呼啸声中奋勇向前。不肖说,人类的智慧是不可战胜的,可是自然也决不会轻易让步。现在主机熄火了,海乐号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它失去了任何抵抗的力量,象一具尸首被撂在洋面上,随波飘流。一个小时后,低压造成的风暴一旦赶到,它将鼓动浪潮以排山倒海的气势向船的正面席卷而来,形成一连串的打击,摇撼,直到它倾覆,沉没,葬身大海。
船上没有配备潜水员,按照常规,排除螺旋浆的故障,只能求助靠渔区最近的俄罗斯港口,通过远程联络,请求对方找船拖回港内,上船坞割摆。但是,风暴必将赶在这一切应急措施的最前头感到。此时,黑云在空中越聚越多,层层压下来,海面幽暗而荒凉,好象一块藏青色的裹尸布,一场可怕的阴谋正在这无限的空间酝酿着。甲板上站满了人,对着天空和大海不安地议论。在这危难时刻,人们把目光投向船长,一百多个人的生命好象都掌握在他的手中,只要他稍微抬一抬手就能获救似的。但船长双眉紧锁,沉重的表情把气氛都凝固了。
风暴前的大海寂静得可怕,没有一丝风浪。此时,站在黑沉沉的天穹下瞭望整个大海,你会发觉,海上的景象从来也没有变得象现在这样悲凉和凄惨。
“船长,我们只有发求救信号了,”大副说。
“救援的船只到达这里最快也得两个时辰,”船长在人群中踱来踱去,不时察看天色,“如果我们能搞清楚螺旋浆被什么打住了,程度如何,可能事情又好办一些。现在只能按你说的去做了,”船长说着,转向政委,“这样吧,让大家把衣服都穿上,全部到甲板上集合。”
我在裤兜里揣了两盒压缩饼干,一把刀和一盒火柴。甲板上人声嘈杂,争抢着把救生衣抓在手中,一切逃命前的准备都在纷乱和惊慌中进行着。我向海洋深深地看了一眼,只感到生命的渺小和无常。想不到生和死的距离就这么短,好象只隔了一条街。啊,替我想想看,朋友,此时此刻,大海一翻脸,别说美金,就是亿万财富,也买不来一分钟生的希望。
“船长,我下去看看!”汉哥大声说道。
甲板上一下子安静了。
“你?”船长盯着他看了两秒钟,“能行吗?”
“试试吧。”汉哥挺了挺胸,象给自己打气似的。
抓到一线希望,便一点也不肯放松,这是船长可称赞的性格当中的一种。他从来不肯轻易地向困难屈服,让步。他的期望总是热切的,“可能”两个字在他的头脑里几乎就等于现实了。
“好!”船长用厚实的手掌拍了拍汉哥的肩膀。与此同时,他那过于严肃过于焦虑的眼神也闪现出希望的火花。
“可是,兄弟,水温接近零度了呀。”薛大河不能不为朋友担心。
“那是玩命,汉哥,不憋死也得冻死。”孔涛说。
“啊,闭嘴,这是在海上。”有人提醒道。
“不行别硬撑啊,汉哥!”我说。
“没事,”汉哥恢复了平时那种满不在乎的神情,似乎要人相信这真是小事一桩,不足以挂在心上。
不管怎么说,关键时刻出现了一位英雄,是会鼓舞人心的。人们关注汉哥的命运即是关注自己生的希望。
汉哥需要一条绳子,一把匕首和一瓶二锅头。这几样东西只一会儿功夫就被我们找来放在他面前了。绳子很长很结实。石遥帮着汉哥把绳子的一头捆扎在他的腰上,以免水下的激流将他带走。汉哥则一把将二锅头抓在手中,用刀尖一撬,打开瓶盖,咕嘟咕嘟一气喝了个干净,然后拿空瓶往水中一撂,脱下棉袄,将匕首咬在嘴上,纵身跃入海里。
绳子不断向水中滑去,要潜水八米才能够到螺旋浆。甲板上死一般沉寂,人们紧张地盯着水面和移动的绳索。大洋将近零度水温的寒冷正利刃一般刺入他的骨髓。
大海有它戏弄人的绝招。它在愤怒时狰狞蛮横,掀起惊涛骇浪,象暴徒一样摧毁一切。为了隐藏罪恶,表明自己的无辜,它又能装得象绅士一般平心静气,和颜悦色,一方面与天空合谋,升腾浑浊的浓雾,在什么也看不清的世界里,干着那些阴险小人才干的勾当。现在,它布下了寒冷的陷阱,达到它不可告人的目的。它天生就是人类的敌人,它不战胜人类,便是人类征服它。汉哥象一柄出鞘的长剑,直插入大海的心脏。
有人说,敢于在这个时候站出来和大海挑战的人,他必然有坚强的意志,勇敢的品格,最优秀的水性。否则,就是这个人发了疯。
“十……十一,十二……”石遥拿着秒表,报出汉哥潜入水下的时间。他的身边紧挨着船长和政委,船长和政委的两边又挤满了人,大家都焦急地等待着,揣测水下可能发生的一切。
“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时间清晰又沉重地向前走去,每走一步,都好似向我们发出一个威胁。
“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绳子不再往水中去了。一阵窃窃私语,汇成了一个共同的想法:他够到螺旋浆了!
又过了十几秒钟,绳子终于松动了。
“啊,上来了,上来了……”一阵杂乱的叫喊,人们迅速将绳子往上拉。不久,汉哥探出水面,口中还死死咬着那把匕首。大家手忙脚乱地将他拉上甲板。因为受冻,他的整个身子已经变得青紫。我扑上去将准备好的棉衣裹住了他。
“被……被……网线缠……缠住了,”汉哥打着哆嗦,用一只手做了个反向旋转的动作,“盘……盘车。”
一阵预兆灾祸的风从海面掠过,发出嘶嘶的响声,仿佛是从海洋深处传来低微可怕的声音。动荡不安的波浪正在远处膨胀,扩散,发出磷光。风暴和大海已经在耳语商量,预备着一场用心险恶的恶作剧。
“能行吗?”
“看运气。”
盘车即是反向转动推进器,松动螺旋浆上的纠缠物。在轮机长忙于盘车的当儿,汉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脱去棉衣,腰上仍系着滴水的绳子,又扎进大海里。这一次,他是去割摆,清除螺旋浆上的网线。船上的焦虑和不安又随之被带入水中。
在水面上作短暂停留,加倍的寒冷就要乘隙而入,叫人倍受折磨。大海要惩罚一个它认为不听话的臣民。汉哥再次潜水八米去割摆,他能抗拒这寒冷变本加厉的报复吗?
时间仿佛凝固在绳子停留的水圈上,黑云压得很低,让人窒息得透不过气来。忽然一阵猛烈的风吹动了我们的头发,紧接着波浪层层叠叠地从远处赶来,风的嘘声和浪的哨声混
合在一起,黑色的云层很快被撕成尿布似的碎片,散布在空中,飞也似的向四面八方扩张。
风暴的前沿已经赶到了,怒气涌上了大海的脸。
水下的工作被掩盖起来,祸福难料。在这不可企及的黑暗深处,埋葬着多少尸骨!海是专横的暴君,谁也无法与它讲理。
“借你的手珠用一用,”薛大河一步冲到我跟前,没等我来得及反应,就已经从我手腕上掳了去。只听他口中“佛啊,佛啊”地念叨着,拇指和食指将菩提念珠一颗一颗地数过去。
啊,救苦救难的观音,啊,佛光普照的如来,啊,慈悲的菩萨们,保佑我们的汉哥吧!
好几个人效仿着,数念珠的,念佛的,祈祷的……
五十秒钟过去了,依然没有动静,苦难的等待在继续。
汉哥是条硬汉,没有人会怀疑。在他的家乡,生他养他的川湖列岛那个地方,海水特别的深,水质特别的好,珍奇的海洋生物成群结队地在那里寄居、游荡。他自幼在海水的浸泡中长大,是当地说得起的拱水采贻贝和捞海参的好手。每年夏天,他们赤身潜入深水,穿梭在无人敢问津的珊瑚礁岩附近,采集一大筐一大筐的贻贝,捞取一大筐一大筐的海参。家乡的奉献是慷慨的,温暖的,无私的,它的臣民对于她是依恋的,自由的,信赖的。
然而现在,川湖列岛暗绿色的碧波造就的海上勇士,却在远离家乡无数海里的北太平洋急流中,替海乐号和她的一百多个可怜的同伴挣扎,抵抗,孤军奋战。
风暴的动荡越来越大,突然间三四团骤雨倾注而下,好似天空开裂了一般。风声犹如雷震,那雨不是在落,而是奔流。在狂风和暴雨的推动下,浪涛奔过来,擦着船体,迅速飞向天空,好象一张大网倾覆下来。浪的间隔越来越短,一个紧跟一个,犹如狮子张着大嘴,每一口都要把船吞掉似的。眼看着海乐号不能支持,摇来晃去,颠簸地象簸箕里的一枚豆荚,分不清哪一方是天,哪一方是海。
“往上拉,往上拉!”船长抹着一脸的水叫喊,“不管行不行,先往上拉!”
随着船的颠簸,好几双手晃晃荡荡的,却是以最迅捷的速度将汉哥拉出水面。
“基本……排除了。”汉哥说道,舌头僵硬得盘不过来。他本想比划几下,无奈四肢僵直,嘴唇乌黑,想动一动也不能够了,连那把匕首也早已从他那不住打战的牙齿间滑落到海底。我们左一颤右一晃地架起汉哥去保健室。
“快!”船长冲到驾驶室,轮机人员也都各就各位。
“机器正常!”一阵强大的轰鸣声从轮机房传出后,轮机长向船长报告。
“左舵十五,右舵五度,全速前进!”
天上的狂风暴雨呼啸着,海上的惊涛骇浪翻滚着,好似一对前呼后应的孪生姊妹,加入到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中。此时,风暴真正地在海面兴风作浪了。
 
 

 
如果不是低压天气,卡特机是不会停止工作的。
船上的三个冷库总是饱和得很快。德国运输船阿克西米号靠过来,又该卸货了。
按照海上的惯例,运输船货物的装运和堆放由加工船负责。依我们船上的规矩,卸货的事由加工部承担。这样,加工员又成了卸货员了。接到命令后,我们迅速穿上救生衣,六个一伙攀上吊机,吊机的吊钩上挂着一个大网兜,兜底铺着木板,我们就站在网兜里,双手抓牢粗大的网眼,随着吊机的启动,从海乐号悬空吊到阿克西米号。这是惊险的一幕,好比
世界公园玩的那种刺激人的高空游戏。但是说句良心话,我们这儿却一点不好玩,如果吊机出了岔子,使活生生的一伙人掉进海里,很可能再也找不回来了。一艘名叫前进号的渔船,据说就发生过这种事。海上的每一项工作都充满了冒险。等需要的人手都上了德国船,吊机再把大棕大棕的货物吊过去,一次能起吊上百箱成品鱼片。
我们从吊机上解下货物,按照对方的要求堆放在阿克西米号的甲板上。卸货的速度很快,一箱紧跟一箱,推送,传递,堆叠,一整队人马劳作不息。阿克西米号是德国渔商租用的船只,它的时间就是金钱。在它规定的时间内卸完货,每提前一个小时能奖励五百美元,否则,就要罚掉这个数。这条不成文的规矩在外洋渔商之间通行了好多年。值得骄傲的是,在北太平洋渔场上,我们早已把那种奖励变成了海乐号工作效益的象征,一种常常叫人惊叹的好的声誉。不到一个小时,置身于冰雪的甲板上,我们个个大汗淋漓。这个时候脱掉棉衣坐下来歇息片刻是不妥当的,既会懈怠工作,也要受凉生病,稍有经验的人都会憋足干劲,一鼓作气的。
“啊——”,一声惊叫,使得人人回过头来。我一吐舌头,知道闯下祸了。我把手中的箱子在输送带上用力一推,递给我的下手,就是跟汉哥打架的那头公牛史大军,不知用力过猛,还是前一个箱子走得太慢,两个箱子撞在一起,史大军的一根手指来不及逃脱,整个迸裂了。由于一时回不了自己的船,德国佬陪他去找阿克西米号的船医。
货物的堆放继续着,这件事不容我多想,卸货是件苦差事,出大力流大汗的活儿。
卸完了货,照例的腰酸背痛。我没有歇息,跑去看望史大军。我对他那个受了伤的手指充满了歉意。
我在过道上,离他的房间还很远,就听到一阵嘻嘻哈哈的笑声,挺热闹,有什么开心事似的。
“啊,翘鼻子,蓝眼睛,头发金黄金黄的,她让我坐下,我当然听不懂她在说什么,但她的态度真不错,嘿,那才叫温柔,医术也高明,消炎,包扎,只一会儿工夫就好了……”史大军正举着缠满绷带的手,眉飞色舞地说着话。五六个人聚在他的房间里,感受他的幸福。
原来那条阿克西米号上的船医是个德国女人。
“亏你成全了他,否则这小子哪有这等艳遇。”
“看把他美的,再断几根手指也值呀。”
看到我进来,大家你一句我一句,都在这个题目上发挥。
“啊,你早该告诉我,我可以为她照张相,取名就叫《汪洋大海上的一个洋妞》,然后,给你们一人发一张。”摄影师说。
“得了吧,色瘾师,你那套勾引机制对付中国妞还可以,人家洋妞可不上你的当……”
“哈哈哈!……”
“真感谢这个德国娘们,否则你非宰了我不可。”我抓起他的手,心里轻松不少,“疼吗?”
疼不疼无人关心,由德国娘们引出的关于女人的话题却被热烈地谈论起来了。
女人是什么?女人是男人的灵魂,是幸福生活的真实内容。当一群饥饿的浪子,游荡在街上,忽然闻到从点心店里飘出甜甜的香味,口袋里却没有一分钱。大海洋上的男人对女人的奢望大抵就是如此。茫茫苦海,掏空了他们的心灵,桎梏了他们的情感,人性的种种压抑和折磨,比鞭子抽打在肉体上更加创伤百倍。对他们而言,女人是梦,是摧不垮的精神支柱,是生命和阳光。
笑闹声中,一个人悄没声息地走出去。他叫李新华,是史大军一个屋里的。
两分钟后,我也离开了这一伙人,去找那个带着心思出门的人。虽然还不到吃晚饭的
时间,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了,绿色船灯照在后甲板的白雪上,发射出亮晶晶的莹光。如我所料,李新华蹲在后甲板的角落里,独自抽着烟,包围在一团浓浓的郁闷之中。
这是一个四十来岁离了婚的男人,黑皮肤,长相粗糙,有一身漂亮的肌肉,脾气不坏,却不爱说话。我挨着他蹲下来。他递过一支烟。我不会抽,还是接过来,点上了。
“后悔吗?”我先开了口。
“什么?”
“离婚。”
他沉默了,拿烟猛吸着,只一口就把剩下的半支吸尽了。
“我一辈子就没做过后悔的事。”他扔掉烟蒂,看了我一眼,粗眉粗眼中深藏着忧郁的却是异常丰富的东西。
家庭的不幸最容易被别人当作感兴趣的话头,津津乐道一番。李新华因为头上扣了顶绿帽子,才成了当地的新闻人物,人人晓得他的遭遇。事情刚刚过去一年。
一九九一年的十月份,他还是普通渔轮上的捕捞员,在近海捕鲐鱼,这个季节正是鲐鱼的高峰期。鱼仓满了,船就要返航。因此,每隔十天半月,渔民就可以回家一次,只是船在码头上停留,顶多不会超过两天,有时不过半天。卸了货,补充上足够的冰,船又将起航继续它的捕捞。就在这短短的假期里,他意外地从朋友那里得知妻子对他不忠的消息。这种情景下,鲁莽的渔夫会做出怎样的事情,大家是知道的。可是,他声色不露,只管把这件事藏在心里,想看得再清楚一些。晚饭桌上,他嘱咐妻子把他的衣物整理好,说晚上就要开船。他的妻子为他准备好了一切。吃了饭,他将行囊一背就走了。在船上,在码头,在无人行走的阴暗角落,他独自一人游荡了几个小时。晚上十点,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回到家,打开门,看到性别不同的两双鞋子并排放在一起,便什么都明白了。他反锁上门,走进厨房,打开冰箱,从里面拿出好吃好喝的,烧菜做饭。锅里嗞拉嗞拉的油爆声惊醒了卧室里睡着的两个人,当他们惊慌地从床上起来,穿上衣服,草草收拾着出来,他的饭菜也做得差不多了。男主人朝那不知所措的一对中的男人说,“到了我家,就是我们的客人,来,好好吃顿饭,喝点酒。”一顿尴尬的吃喝就这么开始了。几杯酒下去,彼此可以把话说开的时候,丈夫开口了,语气沉着,是下了决心的口吻,“明天我就跟她离婚,以后你好好待她,要是欺负她,让我知道,绝饶不了你。但是今天,”受了侮辱的丈夫用一双仇恨的眼睛瞪着他的情敌说,“她还是我的老婆,你给我滚出去!”
妻子不愿离婚,苦求再三,企求原谅,无奈丈夫心意已定,不做丝毫让步。
妻子的不忠,在海上的丈夫们看来的确大成问题。社会太复杂了,即使是十几年的合法夫妻,也免不了叫他们对妻子既想念又担心,生怕哪一天自己会戴上绿帽子。事实上,渔夫常年漂在海上,海是他们真正的家,家却是一把舒适的椅子,一张可以靠一靠的床,好比鸟儿在海面遨游得疲倦了,必然要寻找一块浮冰停下来歇一歇。这就要求妻子有绝对的忠贞,过惯长期独守空房的孤独生活,才有可能维持一个家庭的安宁。十年前,靠了女人的自重自爱和社会的道德压力,这个问题还不突出。现在,情况已经大不一样,个性发展,欲望勃发,情感的活跃改变了时代的面貌,也困扰着时代的思想。感情超越了一切,跨过心理防线,跨过公共的道德防线,跨过国家的法律防线,替自己寻出追求私欲的一系列理由。心灵自由了,行动方便了,人与人的交流密切了。只要一个眼风,一句话,一个微笑,就可能祸及一个家庭的安全。有钱的男人在外娶妻纳妾,另筑爱巢,节外生枝,法律还试图对他们的妻子儿女进行保护,所以,新的婚姻法成为当前最畅销的书籍,购买的大多是三四十岁的妇女,她们不是想挽救家庭,就是想摆脱家庭。在这种情形下,一个海员想保护自己的家,的确有些难。现实情况是这样的:船要出海,必然会有返航,因为捕的鱼不一样,船的航期也不一样,短
的十来天,长的三四年。如果船只如期归来,妻子们都会知道,那消息就写在码头管理处的大黑板上。男人们上了岸,与家人团聚,每个家庭都平安无事,欢乐幸福。可是,由于意外,船发生了故障或人遇到了危险,在海上,意外是经常发生的,这样,船突然返回家,在夜间靠了岸,除了码头调度员,无人知晓他们的到来。于是第二天,在居民楼、工厂、机关办公室将会流传这样的消息,“啊,昨晚捉住了三对、四对或是五对。”
手头宽裕又无所事事的一些少妇就是这样扰乱了渔夫们的心境。她们在丈夫海上漂泊的日子里寻找额外的爱情,拿丈夫在风浪中熬辛吃苦挣来的钱在家养年轻貌美、游手好闲的小白脸,以此打发长期独守空房的寂寞。许多明眼人注意到,大批渔船起锚出航的日子里,居民区附近的夜总会歌舞厅立刻生意火爆,客源充足,而当大批渔船返航归来时,歌厅舞厅又立刻萧条冷清,无人光顾,这仿佛成了规律。
家庭的动荡胜过海洋的动荡。风掀起海洋的惊涛骇浪,每一个海员必然奋起抗击,而一个家庭掀起波澜,却往往使这些粗壮的渔夫惊慌失措,难以对付,心理的承受力显出百般的脆弱。时间长了,等到他们过惯了海洋生活的时候,疑心病必然要成为他们的职业病。
我和李新华受不住冰雪的寒冷,半个小时后回了屋,一屋子的人还没散,还在继续他们幸福的话题。只听史大军说:“在船上放几个女人,我敢说我们的产量包准还能增加三层。”
送汉哥回家,已经做出决定。
这是第二个提前回国的同伴,搭乘国内一艘名叫东方号的货轮回去。
汉哥自从潜水排除机械故障后,由于过度受冻,接连高烧,病情很不稳定,医生说,如果得不到有效治疗,可能引起肺部的严重潰烂。
汉哥走的那天,我们轮流送他,因为卡特机不允许停下来。
我握住他发烫的手,相约下一个航次再见。
“不是我汉哥无能,是鄂霍茨克海的海水太不够哥们意思了。”
汉哥临走前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句话。
我曾经嘲笑<<茶花女>>中那位爱哭泣的阿尔芒先生,现在该轮到读者嘲笑我了。说真的,望着远去的汉哥,和那远去的驶向国内的东方号,我哭了。这一个航程远未结束,我已经流下太多的眼泪。唉,人类对于自己的命运,是如此难以把握。
 
 

 
十一月是鳕鱼产子的季节。鱼子在日本市场很畅销,加工部新开出一条鱼子生产线,船上也因此增加了一个日本国的鱼子检验师。
“再请个意大利什么师来,法西斯全凑齐了。”在欢迎日本鱼子师的晚宴上,充当临时招待员的石遥在过道上碰到我,悄悄地说。
鱼子的生产只有两个月时间,加工部没有多余的人手,这个工作交给了被我们叫做“贵族船员”的那些人去做。他们下了班,每天抽出四个小时的时间,挤到湿漉漉的生产场地,系上油布饭兜,多少吃一吃加工这一行的苦。
“贵族船员”,确切地说,叫职务船员,他们凭一张文凭,占据驾驶室、轮机部、报务房之类的好位置,他们的工作大多是清闲的,只需轮流值八个小时的班,如果航行保持正常,机器不找麻烦,就有得是时间坐到一起计算加工效益给他们这个航次已经带来或即将带来的报酬。
看到他们有一天终于落了难,下到机器旁和我们干一样的活,心里真是乐不可支。
自然,这是一个很不幸的现象: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某个圈子里,每个圈子里的居民都渴望出人头地,都要往上爬,试图制约别人而不被人制约。这些欲望的结果,便产生了两类人——受人尊敬或尊敬于人。
“贵族船员”在海乐号上自然是令人羡慕,受人尊敬的特殊阶层。贵族的标志,往往就是不劳而获。海乐号上没有不劳而获的人,每个人都在为征服太平洋而努力。但分工的不同,遍布社会每个角落。既是在国外,职务船员也享有很高的待遇。要说道理很简单,船上可以缺少十个二十个加工员,却不可缺少一个大副或一个管轮,因为加工员的活谁都能干。
羡慕和尊敬向前跨上一步,就是嫉妒,好比真理向前跨一步变成谬误。用这个很容易解释为什么加工员看到他们受苦却流露出幸灾乐祸的神气。
优越的身份会在劳动中丢失。对于这些贵族,海乐号上的白领,站在机器边一刻不停地干上四个小时的活太辛苦,胜过我们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首先他们清闲惯了,一时难以应付眼前的艰难。其次身份的降低,加剧了工作的辛劳,看上去他们总是显得很疲惫。
“瞧那小子,脸色难看的就跟害了瘟病的鸡。”孔涛向他们当中的一个努着嘴。
这是一个二十六七岁的年轻人,既没有文凭,也没有航海经验,只因父亲在公司官位不低,替他在轮机部摆了个不显眼的位置,叫做加油工,在机器某个部位耗尽油的时候再添上点儿油。这样他就处在了“贵族船员”的行列中。本来,人们对他并无成见,个人头上一片天,他摊上个当官的爹是他的福。可是自从有一次他公然把加工员叫作“做胚”,发表宏论说,他们加工员不做,我们哪来的钱。这样,人们对他就有了反感。
在美国,据说有一种描写富翁沉浮生涯的通俗读物,在贫民群中很畅销。它们大多先描述富翁发迹的经过,如何白手起家,发达致富,挤上亿万富翁的行列,然后又是如何走向毁灭,最终葬送在这些钱财手里,或干脆视钱财如粪土,把它们全部捐献给社会福利机构或类似的举措。读物的成功在于满足了贫民阶层独特的心理需求,他们喜欢看富翁发迹的经过,作为自己幻想的资本,又希望看到他们倒霉的下场,求得心理上的平衡。
可见人心都是一样的,美国贫民那种心灵满足在我们这里也同样见了效。一道割鱼子的工序丝毫不能减少我们的工作份量,但它给了我们精神上的轻松,谁都乐意腾出一些儿精
力关注这些贵族船员,对他们的工作指指点点,评头论足,言语之间充满了辣味。然而,当他们最终被工作的劳累折磨着,受尽苦难,彻底失掉了平时的优越,人们不禁又生出一份恻隐之心,希望伸出手来帮他们一把,似乎他们生来就不是干这种低贱繁重的活。您瞧,人是一种多么复杂的动物!
把我们的注意力从鱼子队伍中拉回来的,是一个叫邬启明的选片工,他原先是另一套卡特机上的,主任刚刚将他抽调过来。自从汉哥走后,我们这道工序缺了两个人手,让他补一下缺,好叫机器正常运行。
邬启明脸色苍白,神情严肃,是耶酥的信徒。他不爱说话,也从不开玩笑。他的枕边恭恭敬敬地放着一本圣经,这是他唯一的伙伴,一如既往地陪伴他度过工作以外的许多时光。他不随便开口讲话有他的道理。海乐号是佛教的信徒,虔诚的海员们手腕上带着手珠,颈项间挂着玉观音,他们对于一件事物的看法无意中流露出佛教意味很浓的话语,“罪过”或者“缘份”,佛教在中国是大教,如同足球联赛中的主场球队,在赛场上拥有一大批迷信她的狂热球迷,占尽了强大的威势。海乐号当初就是排出它的吉日才起航的,那求得神灵庇护的香火在船上设置的观音像前一直不曾间断过。
教派的对立造成了人为的隔阂。邬启明的心灵既然依附于耶酥,他就要划出一小块属于自己的空间,这空间必须是真实的、纯净的、不受佛教的干扰。所以当人们提到关于宗教
的话题,他经常以摇头或者点头代替回答,避免与人说更多的话。但是,严肃和热情不是不能调和的,严肃把热情净化了以后,更能把热情激发起来。当有人对耶酥充满好奇,向他询问相关问题时,他的眼睛便明亮起来,象传教士那样不厌烦地讲解圣经里的教义,“世界象个大家庭,所有的人都是兄弟姐妹,应该相互帮助,相互团结……”
“你这都是花言巧语,谁爱听啊?”薛大河说。
“司马千说得好,什么‘熙熙……’,什么嗯……”孔涛说着,一边还在费力地思索,把众人都逗乐了,一起朝我看,他们知道这句话是打我这儿来的。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我说。
“啊,对对!天下……”孔涛不住地点头。
在大海特有的孤寂和粗犷中,任何一个有教养的人都会感染上野蛮人的特性,粗俗,烦躁,不尊重人。换句话说,一切精心培养起来的好的修养在连续几个月的航行后便都轻而易举地丢进大海里。邬启明那认真、善良、严肃的说教,反而成了同伴们的笑柄。
“既然耶酥降福于你,你何苦到海乐号上赚美元?”孔涛带着嘲弄的口气说。
“这是我的正当所得,圣经也是劝人劳作的。”邬启明说。
“那么,照你说,所有的人都是兄弟姐妹,有难同当,去年在嵊西洋面碰上大龟礁的那只渔船不是死了十五条汉子吗?按理他们撇下了十五个寡妇和十五个孩子,你能用你在海乐号上的全部所得,总共四五二十……五九四十五……大概每个家庭可以捐助一千五百元,你肯捐助吗?”薛大河说。
“只要他们信仰耶酥,我当然会的。”邬启明回答,话语坚定,没有做任何思考。
一贯的严肃和真诚在这里起了作用。此时,人们的脸上露出沉思的表情。这句话从他嘴上说出,更是他良心的见证。
毕竟,这钱来得不容易。
“人的一生好象在旅行,今天在这里停一停,明天在那里宿一宿,最终还是要走的。财富多了,必然有他危险的一面,它会招致虚伪的朋友来到你的身旁。而贫穷就可能使虚伪的朋友离开,使你安静下来。孤独中自有丰富的果实,我们会从那里得到老天爷的恩泽。对于有信仰的人,圣经便是他们的启示,无论翻开它的哪一页,他对于痛苦中的人都是特别的有
益。它是医治创伤的有效的镇痛剂。在痛苦面前,只需查看圣经,不管什么章节,诚实地念诵我们翻开的每一页,我们没有选择,上帝早已选择了。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不要再去寻找别的,紧紧地依靠这个光明吧。在那些唤起我们信仰和虔诚的字句里,我们的前途,常常是神秘地告诉了我们,让我们静听,服从。你痛苦,这是安慰的书,你病了,这是健康的书。”
邬启明用教父的口吻向大家讲经诵道,因为激动将一只手按在胸前,然后象合上圣经那样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的声音庄严得不能再庄严了,仿佛一块石头压在每一个人的良心上。
沉默了一会儿,不知谁轻声地问了一句:“那么,你老婆同意你这么做吗?”
“会的,她也是耶酥的信徒。”
 
 
十一
 
如果我们还能有想念的话,那便是天上的太阳和伙房里的叶绿素。
鄂霍茨克海的天空好象烦恼人的心情,一塌糊涂。许多天来,太阳一次也没有在这里露过脸。它到哪里去了呢?一定是被寒冷吓跑了。十二月的海面寒冷难耐,船简直被搁到了
冰窖里,前甲板和后甲板都积满了皑皑白雪。人长时间地失去了太阳,同时又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绿色生物,生命逐渐枯萎,灵魂也随之衰竭。看那一张张浮肿的、不安的、焦躁的脸对着天空和大海祈祷,默念,你会联想到鱼儿在缺氧的时候浮出水面的情景。一切生灵求得生存的方式是多么相象。
在没有蔬菜的许多天里,船长设法从国内兄弟单位的船上借到了一批酱豆腐。
这些天,一瓶啤酒就一块酱豆腐成了一种难得的享受。
船上的艰苦是可怕的。人为了达到既定的目标,必须克服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
船上的伙食不管缺什么,总有科勒的面包和炸牛排。他总是把面包切成一片一片的,如同泥水匠砌墙那样把黄油均匀地涂抹在上面。当他第一次尝到中国的酱豆腐,还是OK,OK地叫个不停。
“简直一块一个味儿,”他说。
巨型渔轮动力很大,两三个星期就要与油轮打交道,加一次油。出于礼貌和友好,(在这里,啊,朋友,别怪我绕舌,让我再插一句,礼貌和友好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贸易伙伴之间经常互赠礼品,譬如酒,蔬菜或者肉食罐头。海乐号是韩国油轮的老主顾,当我们第四次与爱尼巴号取得联系加足了油,这艘韩国油轮,我们的贸易老伙伴,为我们捎来了三箱苹果和一箱梨。
当天,政委就把苹果和梨分发给大家。留出日本人和德国佬的份儿外,我们每个人能到手两个苹果半个梨。
我不知道应该怎样描述这分发的场面,这些滚在海洋浪涛和黑暗风暴中的汉子,野蛮人,既粗犷又豪迈,既勇敢又笨拙,这会儿却象小孩子似的闹闹哄哄,将政委和两个加工班的班长严严实实地围在会议厅的中央,伸出他们粗大的黑手。
“给我,给我……”
“我要那边那个大的……”
他们把两个苹果半个梨捧在手里,一脸的喜气洋洋,好象得了稀世宝贝。五六个月的叶绿素都在这里了,这还不足以叫人满足吗?让鄂霍茨克海的太阳滚蛋吧,没有人再期盼它。
“嗨,我替你领来了。”孔涛从人群中挤出来,手里捧得满满的,兴奋地递到我跟前。
我谢了他,从他手里拿过自己的一份。
半个梨,透着新鲜的、甜蜜的、诱惑人的果汁,因为放不长久,就吃了。活到今天,我还真没吃过这么美好的东西。它滋养了我们的生命。
产自异国他乡的两个苹果,方方儿的形状,彤红彤红的,模样很是好看。谁也舍不得吃,都把它放起来,不是放到明天,或是后天,而是把它带回家去,带给他们想念着的人,恋人、妻子和孩子们。因为苹果的果核里有五颗籽,我们将它叫做五星果。在这样漫长孤寂的航程里,难道还有比这两个五星果更为珍贵的礼物了吗?
有人用一根细线将苹果系在床前,因为吊起来的苹果不容易腐烂。这个好的方法立刻被人仿效,一天两天之内,许多的床前都晃荡起两个鲜红的五星果。
当人们醒来,睁开眼睛盯着那两个苹果,会依然在梦中似的想起家乡,想起离别了的人,和许许多多的事情。
你别以为海上的男人是又粗野又坚强,其实那只是看到了他们性格中的一个方面,只消对他们的心理作进一步的研究,就会发现,他们的内心不失温柔和善良,更兼有雅致、谐和和仁爱的一面。他们习惯把女人看作是一朵美丽的鲜花,把孩子看作是快乐的天使,他们一心只想给予他们的鲜花和天使以快乐、温暖、无忧无愁的生活,而他们自己却要为此付出代价,心甘情愿地拖带上生活的枷锁,付出辛勤的劳动,承受意想不到的苦难。
航程将越来越短,我计算着归期。两只果子友好地在我眼前颤动。我想象着舒慧从我手中接过苹果,一边吃一边听我讲关于海上的许多故事的情景,她会很高兴的,她高兴的时候,脸总是红扑扑的,和五星果一样的红,一样的灿烂。
这其间,我们的船因为追赶另一个鱼群获得了一个小小的假期,大概两天时间。这两天,仿佛故意营造一种氛围似的,关于家庭和女人的话题,正普遍地、热烈地、毫无顾忌地跳跃在每一个红苹果的周围,好比掀起一场运动。孤独往往使人嘴上没有遮拦,他们既是用最粗野最放纵的话语说出来,也照样感受着爱情的无限欢乐。
在心灵享受的这些日子里,人们照样打牌,喝酒,看录像,玩台球。汉哥的离去,使我们这块地盘一下子冷清了许多。薛大河没趣,跑到我们屋里,让石遥替他找几个弟兄赌一把,过过瘾。石遥倒爽快,干脆招呼了一屋子的人,自己做起桩来。
因为床铺高高在上,我侧身向下看去,闹哄哄的很是有趣。
石遥抬头正撞上我的目光,便扬了扬手中的扑克牌说:“赌一把?”
我朝他摆摆手。
“他?省优国优部优,正宗货,你省省吧。”孔涛指了指我,对石遥说。
“来来来!”一阵喊叫,使得他们很快围成一圈,坐阵的坐阵,围观的围观。他们的赌法很简单,每人只发两个牌,比点数,看谁大。赌注没有,全靠记帐欠钱,等上了岸再说。现在,能吃的都已吃尽,红苹果人人有,但谁也不肯拿出来,也不会有人提议拿这个做赌注。
开始我还看他们赌,觉得有趣。石遥坐得笔直,拿了牌,瞟上一眼,就摊开放在自己的面前,然后瞪着眼“快快”一个劲地催别人。薛大河呼呼地吹着手中的牌,好象要将分数吹高几点。史大军翘起一根缠着纱布的手指,将纸牌背面朝上放在膝头,口中念着佛。孔涛拿了牌也不看,不停地用手摩挲着,似要抽出来打,又不打。
“快啊!”石遥好不心焦,拿手背敲着桌子,“牌已经发好,几点就是几点,有什么好粘糊的?”
我的思绪跳到了作家茨威格的《一个女人的二十四个小时》当中,借鉴那里面的赌博场面。小说里有一句话说:赌博见人品。我觉得这句话多少有些道理。但我毕竟不是那个要混过一段已经失去价值又不能速死的四十二岁空虚女人,只半个小时,就对眼皮底下那些赌徒失去了兴趣,又看我的书。我为茶花女的日记感动,就要替阿尔芒哭泣。但是,那些赌客,你知道,每结束一盘,不管赢的是谁,都要哄然叫嚣一阵,我的思路因此一回回开小差,不能完全进入到茶花女的感情世界中。
“噗!”,一个意外的声音,吓我一跳。我抬起头,猛地感到一股浓郁的香气直扑鼻孔。
李新华举着一瓶四特酒榔头一般砸到孔涛的脑袋上。天!光这一下能叫天底下最蛮横的人老实三年。
场面被砸懵了,好几秒钟没有一点声音。
李新华扔掉破酒瓶,转身就走。
奇怪!他可是个老实人,循规蹈矩,独来独往,没有什么朋友,也从不占人便宜,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大家回过神来,望着那个离去的背影,还心有余悸。
“这种人啊,不能跟他来往,搞不好哪天被他谋了性命去。”薛大河说。
孔涛出人意料地完好无损,到了第二天才痛出来。
事情很快弄清楚了,孔涛拿李新华那段尽人皆知的伤心事当做笑话,到处传说,痛快嘴巴。还挖苦说,“绿帽子戴在他的头上正合适,好象定做的一般。”尽管不是当着他的面,但很快传到他的耳朵里。更为要命的是,孔涛偷吃了他吊在床前的一只五星果。就为此,他差点搭上了性命。
事后大家分析说,光凭孔涛的一张嘴,还不至于惹下这么大的祸,主要原因是半个月前他的一次偶然收获,将他完全改变了。
那一天,日本油轮从美国西雅图捎来了发自国内的第一批信件,总共有九封。好象一种专利,这些信件属于船长、轮机长、大副这些海乐号上的头面人物。那是他们妻子写来的,里面或许还夹着他们的孩子或孙儿歪歪扭扭的字迹和图画。九封信,来得太少了,它成了高级船员们的特权享受。我们无话可说,现实生活早已教会我们承认这种专利的存在。只有这几位高等船员的妻子,才能捕捉到海乐号的踪影,知道她们丈夫的处身之地。
在这里,一封普通的家信,放在收信人的手中,几乎证明了他被关心着,被思念着,被爱着。它带给它的主人以名誉和身价,让大多数人忧郁着未来。啊,莫非家乡已经把我们遗忘了!
可是我们的加工员孔涛,在这一批信件中收到了三封信,是他妻子在不同的时间发出的。这种不可思议的待遇落在他身上,要不是亲眼所见,谁也不会相信。我们不妨将他的家底抖一抖:他的父亲从公司成立那天起,就下海捕鱼,做渔民一直做到退休。母亲是临时工,在修船厂做露天除锈的工作,一把榔头一把铲,一年四季在船排上给铁壳渔船敲铁锈,挣不到几个钱却是最辛苦的一种谋生手段。小孩子一共四个,每月收入不够他们吃穿。家里破破烂烂,既没有精力收拾,也没有钱财收拾。孔涛在家排行老三,上面一个姐姐一个哥哥,下面还有个妹妹。两兄弟在学校学习成绩很差,经常被老师当作坏榜样受到惩罚,要么罚站,要么驱逐出课堂。哥哥留过级,十五岁还在念小学。两姐妹生活不检点,上中学时就叫人背后指指点点。妹妹还因此进过少教所。提起他们家,当地没有一户人家不撅嘴巴,露出不屑的神情。家庭的自卑长期压迫着孔涛的整个成长过程,不能叫他用平常的心态对待一般人和一般事,一方面有意讨好人,媚态百出;一方面靠不着边际的吹嘘来抬高身价,这些毛病即使到了成人也无法改变。人们只把他当活宝式的人物来取笑,想不到他老婆竟拿他当宝贝。就是这三封家信,使那个被人瞧不起的小子一跃成了海乐号上的明星,并且在众多肯亲近的目光下变得忘乎所以了。他把妻子的信一封一封地拿给别人看,由此,我们知道了关于家乡的许多新闻,譬如好几家舞厅的兴起;一个九岁小男孩的绑架案;一起有伤亡的车祸等等。人们看了信,又愿意就这些事儿向孔涛问个究竟,其实孔涛未必就懂得更多些。但同伴的这些举动最终养成了他许多骄横的坏习惯,不只是吹嘘,还爱嘲弄人,动不动揭人家的疤。
结果,人人都说,“他的妻子捧坏他了,干吗给他写信呢,一写就是三封,他这人,本来就是捧不得的嘛。”
 
十二
 
寒冬牢牢地控制了高纬度的海区。一块块破碎的浮冰,被海洋的激流带着,从遥远的萨哈林群岛源源不断地向鄂霍茨克海奔袭而来。大洋的水温降到了零下三十摄氏度,如果你在甲板上呆五分钟,头发和胡子都会冻结,变得又硬又脆,一碰就断。厚厚的棉衣已经难以抵挡大洋的寒冻,无数疯狂的浮冰与船体撞击发出沉闷的响声,好象激昂的人群一起朝这边投掷愤怒的石块。
这正是北太平洋鳕鱼乐于生存的季节。它们群居在冰层下面,或穿梭于浮冰之间。冬季的海洋犹如一个大游乐场,寒冷便是这游乐场上不可缺少的情调。成群的飞鸟落到山顶似的浮冰上,把它们当作休憩的场所。许多排列成行的海豹也时常出没在海水中,若隐若现,好象参加节日的盛会。
鄂霍茨克海的冬季,在有经验的捕鱼人眼里,是充满诱惑的季节,鱼群的厚度在这个时候达到了极限。
海乐号希望在这个季节取得最大的收获,这个收获必定充满了前所未有的艰辛,磨难和冒险。
政委接二连三地召集会议,让我们能够有支撑从事冰海作业的信心和勇气。
这段时间鱼网的起落很频繁,当它起上满是冰层的甲板时,极度的寒冷在几分钟内便把它整个冻结起来,需要捕捞员不断地用棍子敲打冰坨,用沸水烫融冰块,然后继续下网。也正是这个时期,海乐号创下了一网打下一百五十吨鳕鱼的高记录。
浮冰逐日增厚,到了十二月下旬,表层的海水冻结了,铺上了厚厚的冰层。放眼望去,整个海面坦荡如砥,好象一片干裂的大地,反射着刺眼的光芒。大海彻底改变了它的面目。一切海的喧啸都停止了,忧郁,低沉,默不作声,好象一颗冻透了的心灵,沉浸在无可挽救的孤独中。
可供放网的冰湖和薄冰区很难找到了。海面日渐冷清下来,国外的大型渔轮纷纷向这片海域递交辞呈,开始回撤了。
鱼群在坚硬的冰层下安然生活着。生性活跃的海豹,这时都爬到海面上来,展示它们雍容华贵的体态。
海乐号陷在冰川中,犹如缚住了手脚。她好象在犹豫,她是否曾经经历过这样的场面?她在考虑走呢还是留?
但是她转的念头是可怕的,她要尝试破冰作业,打击冰封千里的鄂霍茨克海。
这一天,海乐号艰难地向前移动,用她的头颅撞击坚硬的冰块,然后倒回去,再向前,形成巨大的撞击力。在她犁地般拱开冰面时,冰层发出轰轰隆隆的爆裂声,如雷鸣,如山崩,直到破碎的冰层下露出黑蓝黑蓝的海水。这海水蒸腾着白色的水汽,形成一片冰海之湖。捕捞长的下网令一旦发出,捕捞员便以最快的速度将网放到水中。这时,凶猛的浮冰从四面八方向船体夹攻,发出一片嘎嘎嘣嘣的喧响,每一次起网都是又困难又辛苦,但到我们手上的鱼却依然没完没了,把我们的双手冻得又红肿又麻木。
再没有比冰海劳作更能叫人心麻木的了。那种持久的,无休止的工作,难以抵挡的刺入骨髓的寒冷,发抖的身体,消沉的意志,已经不能唤起我们对于欢乐和悲哀的感受,或者希望与绝望的含义。我们只得听从命运的摆布,穷于应付来自外部力量所受的一切指使。自我的概念淡忘了,模糊了,冷漠得好象一根木柱,一块石头。啊,还能用什么来安慰这些受罪的灵魂呢?
终于,大约在一月二十日的下午,一艘名叫“天使号”的船,远远而来,到鄂霍茨克海做这一年的最后一次运输,顺便替我们捎来了三十几封家信。那正是卸货前的一刻钟,没有比这个消息更能叫海乐号上的海员疯狂了。他们飞奔到甲板上询问自己的信件。甲板上乱哄哄的,上百个海员,在三十几封信中周旋,期盼,希望这三十几份中有自己的一份。
“张师傅,有你的!”有人冲着正在修理机器的机械师高声喊叫。机械师抬起一张四十六岁的笑脸,点了点头,又忙他的工作了。
几个年轻人把拿到手的信举过头顶,哇啦哇啦地叫着,乐不可支地掏出“大中华”请大家分享。很难想象,这个时候还能见到香烟。
甲板上、过道里到处都能看到站着读信的人。
我收到两封,是母亲和女友寄来的。我看到信封上那些亲切的字体,眼泪就在眼眶里旋转。我在闹哄哄的人群中拆开舒慧的信。
但是,我的眼睛因为吃惊而久久地停留在那张信纸上,不由得浑身颤栗。这些熟悉的,
在我心里默念已久的字迹,象一盆鄂霍茨克海的冰水将我从头泼到脚,那种冰凉一直透到我心灵最深的地方。
“卸货了!”有人推了我一把。
我醒悟过来,把信折好,放回信封内,回到房间,攀上床,将它往枕头底下一塞。我努力控制着情绪,但是,当我跨出房门,从漱洗的镜子跟前晃过时,我发现我的嘴唇已经变得苍白了。
这批货卸得很快,快得出人意料。这完全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情共同作用下的结果。收到家信的人,从此便扬眉吐气了。心灵的满足差不多可以弥补一切强加在体力上的苦役,而这种苦役又能很好地宣扬他们难以抑制的欢乐。他们干得乐意,心甘情愿,为他们写信的妻子和可爱的孩子。他们嘻嘻哈哈地跟你说话,哼着不成曲的小调,得意洋洋的神情,好象故意叫人羡慕似的。没有收到家信的人,虽一头沉浸到愤恨、失望和悲凉的心绪中,却很快从工作中找到宣泄的方式。他们埋头苦干,难听的咒骂也能听到,但更多的只是沉思默想,一语不发。发泄的力量特别强大,这种表现在体力活上的卖力,好比一只愤怒的拳头打在肉体上发出沉闷的响声似的畅快。
晚饭时分,这批货在幸福人和可怜人的手中提前六个小时卸掉了。我毫无胃口,没有去餐厅。
我和舒慧相处的两年,留下了那么多的欢笑,它们都在我的脑海里颠来倒去,反反复复。那两颗送行的泪珠,还异常清晰地嵌在我的记忆中,光亮闪闪。这一切在六个月里竟烟消云散了。
床前晃动着的两个五星果一天天地干瘪下去。我的眼睛长久的望着它们,不觉间悄然盈满了泪水。我身边珍藏着舒慧给我的所有信件和照片,我无数次热切地吻过那娟秀的字迹,无数次凝望相片上那张俊俏的脸。可是,这娟秀的字迹竟写上了这样坚决而残忍的话语。我错了吗?我茫然地问自己,心中一片凄凉。这无声的灾祸带来的痛苦,把我在漫长航程中忍受的一切磨难都变得微不足道。我错了吗?我错在哪里呢?我的手指在枕头底下触摸到那封绝交的信,仿佛遭了电击一般。
卧舱太闷,太小,一点也容不下我的心,我又独自走上甲板,投在了大自然冷酷的怀抱里,好象一只走失的小熊,因为找不到母亲,只能在危机四伏的野外风餐露宿。夜的黑暗笼罩了整个天空,彩色的船灯高高地投射在海面上,闪烁着凄凉惨淡的光。我在冰雪中聆听海和天的喃喃低语,仿佛独个儿被抛到一座荒凉的孤岛上。
我有一种彻底失败的感觉。
我把香袋捏在手心里,香袋依然柔软,但芳香早已不在,只有一股汗水和鱼腥搀杂在一起的酸味。不知不觉中,香袋上的那根黄线断了,我没料到那线竟断得这么容易。夜风把我满面的泪水冰冻在我的脸上。
许久,我的手空了,那只一直贴在我胸口的香袋掉在海里,再也不能找回来了。
突然,寂寞无声的海面爆发出“砰”的一声巨响,随即一只受惊的海鸟凄厉地鸣叫着腾空而起。我这才发现距我五步之遥的地方,有个人靠在船舷边,将一只喝空了的酒瓶向冰冻的海面狠狠地摔去,那是薛大河。
“臭婊子,等着吧,我非杀了你不可,”他说着,咬牙切齿的。
我望着他,无言以对,现在谁能安慰得了谁呢?
薛大河的前妻卷走了他从西非赚回来的一半的钱,这一回,他再婚的妻子把他这些年来所有的积蓄又席卷一空,他本来做了很好的防备,将钱交给他的老母亲保管着,想不到还是叫他妻子发现了,拿了存折到银行办了密码挂失,取走了钱,又走了人,焦急的母亲毫无
办法,只能写信给远在异国他乡的儿子。
我的脸盖着一层冰,却感觉不到冷,只感觉心中有一团火热的东西在郁积,在膨胀,那是一种暴力的念头,我一点一点地握紧拳头,就要向船舷坚硬的钢板砸下去。这拳头,曾经爱打架的人都害怕它,此时一经和钢铁火并,必然皮开肉绽,骨碎血流。我的拳头举到空中,突然失去了所有的勇气。我疲惫极了,朋友,我疲惫极了!
我必须到床上躺一躺。
过道上充塞着一阵孩子似的嚎啕,那是孔涛在哭。很奇怪,这一次孔涛没能收到一封信。他已经醉得不象话了,好几个人劝着也没用。
我的房间好象已经不是我的了,整整挤了九个人,就着凳子铺成的桌子在喝酒,骂娘。石遥的嗓音最大,因为舱房狭小,这场面就越发显得喧闹嘈杂,他们把干瘪了的五星果堆到一起。
“啊,吃!吃了省心,再委屈也不能委屈自己。”
这些都是结婚不久或即将结婚的年轻人,血气方刚的,在沉浸于蜜月的幸福中或向往美好的日子里起航出海。这一天他们都没能盼到妻子或者恋人的音信。
“我们组织了一个无人关心者协会,”石遥拿这句话与我打招呼,就不再搭理我,显然由于我收到了两封信被圈在了这个“协会”之外。
谁能想象,一封普通的家信,就是一种命运,一笔财富,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啊!它让拥有者心满意足,叫一无所获的人痛苦绝望,人们情愿看到妻子一番虚情假意的表白,也不愿两手空空面对孤独的大洋。
其实,没有信的原因有很多,也许他们的家人与管理船队的部门缺乏联系,或者因为家住得远,根本不知道有这样一艘船可以捎信给海乐号,也可能其它要紧事给耽误了,我想他们心里是清楚的。只是,他们实在太需要这么一张薄薄的信纸被海风撩拨得哗啦作响了。
屋子里是没了我的立足之地,我只好坐到床上,看他们闹腾。
“给我理个光头,”石遥找来剃刀,递给喝着酒的同伴,“不如出家做和尚,无牵无挂。”
这个举动立刻得到了空前的响应。这些人,你理我的,我理你的,不出一个小时,便有了九个白亮亮的光头。这九个光头凑到一起,又喝起酒来。闹了好半天,才把我这个人想起来。
“你别光看我们的好戏,把你的情书贡献出来,让大伙也温馨温馨。”石遥冲我说。
“对,对,拿出来……”好几张塞满食物的嘴含糊地附和着。
在船上,既没有隐私,也没有秘密,情书是传着看的。但我楞着没动。
“你,还不开心?一人独得两封信,该知足了,美事可不是经常有的。我知道你把情书藏在这儿。”石遥走过来,顺势将枕头一提,把信拿走了。
你能猜想石遥的表情,他和我读信时一样感到震惊。
“她怎么……给你写了这么一封信?”
几个光头同时向石遥的肩膀靠过来。
“那娘们把你给踹了呀!”
这回轮到他们关心我了,我本想安静些,却不能如愿地被拖到这九个亮丽的光头中间。
“别愁,兄弟,有美利坚撑腰,肯定会有好姑娘等着你。当初蒋老先生打内战,不也就是依赖美利坚吗?”
“来,一块喝酒,把这些苹果吃了。”
酒,喝疯了,从来也没有喝过那么多的酒。那些苹果,却没有一个人去动它。先喝醉了的几个,放声大哭,那哭声很催人的眼泪。
人们散去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船体破冰发出一阵接一阵巨雷般的轰鸣。我躺在床上,无法睡去。唉,朋友,“心痛”这个字眼造得多么贴切,这会儿我的心如刀绞一般,它真的很痛。
刹那间,无数的灵感好象泉水一般向我涌来,撞击着我的脑门。我思潮翻滚,泪流满面,翻身从床上坐起来,走到台子跟前,一口气写下七八首海洋抒情诗,写一首扯一张纸,写一首扯一张纸,好象医生开药方一样。我把这些美丽的诗篇从头至尾读了一遍,珍珠似的泪珠溅落到几个充满诗意的文字上,模糊的字迹便融入了我全部的情感。从此,我将生命交给了文学,一切就这样说定了。
就在我沉浸于漫无边际的想象中不能自拔的时候,有人敲我的门。石遥借着酒精的烧烤睡得死死的。我以为又是哪个喝得不明不白的人找上门来胡闹,懒得理睬。可是,那敲门声急促地、坚持不懈地响着。
待我打开门,发现是个真心诚意的朋友。
“听说了吗?汉哥出事了。”邬启明说。
“什么?”我睁大了一双被艺术智慧弄得疲倦了的眼睛。
“叫上石遥,我们一起到郑晨的房间走一趟,据说消息是从那里来的。”
郑晨就是将白菜烧成菜汤的那个厨师。“汉哥”两个字叫石遥彻底清醒过来。我们一同来到郑晨的房间,此时已经早上七点,在家乡,天早已大亮,这里的海洋却还沉沉地睡在夜的怀抱里。郑晨起床,开亮灯,拿出他的信。石遥急切地从信封里掏出信笺,展开来,举到眼前,随即又拿眼睛越过信纸的上端朝郑晨瞟了一眼。郑晨酣酣地一笑,神情有些尴尬,我想准是“亲爱的”几个字在作怪。
我凑近石遥的脑袋,看到了这样几行字:“……他从医院回家……他老婆和野男人在一起……他拔出刀子,捅了那一对,自己也自杀了……”。
一个血腥的场面摆到了我们面前。
我的心直往下沉,同来的人也都变了脸色。那些该死的女人啊,她们所要的生活,早已有聪明人做了生动的概括:早上提篮子,中午抛色子,晚上找汉子。你现在能理解海员为什么将一封家信看得如此神圣,如此宝贵了吧?
英雄的汉哥就这么牺牲了。
在鄂霍茨克海的风雪中,我们为汉哥举行了一次祭奠。仪式的准备既简单又特别,石遥从海图室供奉观音的地方取来了蜡烛、香、烛台,香炉,纸钱……汉哥的酒友薛大河,固执地从厨房里搬来一个盛饭的大木桶,顿在甲板中央厚厚的雪地上。我和邬启明跑到汉哥床底下,将他未来得及喝掉的二锅头,整箱的,半箱的,零散的,全部搬出来,搁在大木桶旁边。甲板上聚集了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祭奠的队伍中来,他们带来了自己的酒。于是盛饭的桶成了装酒的桶。同时有好几个人打开瓶盖往里倒,米酒、二锅头、啤酒、黑米酒、葡萄酒、红枣甜酒……奇大无比的木桶里汇入了各式各样的酒。
“汉哥,你痛痛快快再喝一回吧!”
黑夜更利于召唤灵魂。在离海洋的黎明还有一个多小时的时候,前甲板的灯全部关掉了,黑暗和寒冷控制了整个场面。羽毛般的雪片四处飞舞,扑到人们的脸上和身上,好多天,雪一直都在下。天空的云层好象阴沉的柩衣,散布它悲惨的心境。浓郁的酒香,浸透了大气,更要浸透整个海洋似的,弥散开去。两颗烛火在风雪中颤动,它们是人与鬼的心灵对白,既感着人的呼吸,也感着鬼的豪饮,好象彼此都是一条道上的勇士。
在更加黑暗的一个角落里,邬启明以他自己的方式为汉哥作着祈祷。
薛大河从桶里舀了一碗酒,面对苍天,把酒举到眼前。
“兄弟,安心走吧!”他大声说着,走向船边,将酒缓缓地洒入大海。
“我将把我在海乐号上的全部所得捐献给汉哥的三个孩子,他们现在都成了孤儿,”邬启明走到大伙跟前说道,人们看不清他的表情,但能感觉到他那颗激荡着的心,“在我们处于危难的时候,汉哥救了我们的命。”
汉哥起初有个女儿,因为死心塌地要个儿子,过去岛上的渔村是讲究这个的,儿子可以被训练成勇敢的捕鱼人,而女儿是不能经风浪的。这种观念残余在汉哥的头脑中,罚了许多钱,要了第二胎,却是一对双生子,于是,汉哥就成了现在少有的三个孩子的父亲。
“啊,小邬,你说得对,但那三个孩子,他们的父亲拯救了海乐号,他们是海乐号的孩子,由我们大家一起抚养。”
“对,由我们大家一起抚养!”
许多不同的声音重复着同一句话。
天际出现了一隙晴明的光亮,它预示着海洋的黎明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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