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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访谈

饶宗颐:“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

 

 来源:中国作家网 陈志明  贾思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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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学是做好学问的基础

记者:潮州是您的故乡,毋庸置疑,是您魂牵梦萦的精神故地。请您谈谈您心目中的潮州文化。

饶宗颐:潮州文化其实是一个开放型的文化,兼容并蓄。为什么这样说?比如韩愈在潮州才八个月,可是潮州人就已经能够很高兴的接纳他,认为他是潮州人中的一份子,“我们终于有一个另一级别的文化人了,”这体现了潮州的开放性,她不排斥外来者。真正有本事的潮州人都是外向型的。

记者:相较于自然科学,传统文化更重积累。对您个人来说,家学传承给了您怎样的积淀?

饶宗颐:我父亲饶锷先生既是商人、钱庄老板,同时又是当地的大学者。他潜心著述,写有《<佛国记>疏证》、《汉儒学案》等,可惜已经散佚。天啸楼藏书丰富,以十万计。大型的文献古籍如《古今图书集成》、《四部备要》、《丛书集成》等均已购置,在民国时期号称潮州第一。所以我有这样一个家学的背景,很小时候就能阅读大量经籍。加上我喜欢读书,在十几岁就打下了做学问的基础。

记者:您的父亲饶锷先生对您的一生的发展有着决定性影响。请您谈谈您心目中的饶锷先生。

饶宗颐:父亲实际上就是我的启蒙老师。我有很多老师,比如教我书法的蔡梦香,教画画的杨栻,还有教我古文的王慕韩等等,但父亲对我的影响是最早期的,也是最重要的。

记者:您很小就认识了“岭南词宗”詹安泰先生,此后还代他授过课。能否谈谈您印象中的詹先生?这种交往,也和家族文化的熏陶有关?

饶宗颐:家族文化的熏陶很重要。我父亲交往的都是些当地的文化人,他们成立了诗社,常在我家后花园吟诗作对、切磋学问,这其中就有詹先生,他当时是金山中学的教师,后来成了中山大学的著名教授。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和詹先生成了忘年交,彼此之间常有诗词唱和。

詹先生以词名世,民国时就跟夏承焘、龙榆生、唐圭璋并成为“民国四大词学家”,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词学界不怎么提詹先生了,直到前几年才又恢复。詹先生的小令(58字以内的短词)地位也很高,几乎可以开创一个新的流派。可惜由于后来境遇不顺,再加上经常患病,他最终未能尽全功,这非常可惜。

记者:您在一次访谈中提到,从小最喜欢读武侠、神怪书籍,这类小说对您又有着怎样的影响?

饶宗颐:六七岁以前,我很喜欢读武侠神怪书籍,平江不肖生、王度庐的书我都爱看。因为很喜欢看《封神演义》,自己还试着写了一本《后封神》,就像现在金庸写的武侠小说一样,可惜散佚了。要说影响,武侠书涉及的知识点十分广泛,读来有助于写作,书中的名物考释远难于史书。

 

名士交游

记者:先生任广东通志馆纂修期间,结识当时名士冒鹤亭。请您也谈谈您对他的印象。

饶宗颐:我因为整理父亲撰写的《潮州艺文志》,公开发表后引起学界注意,所以有机会到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专任纂修。当时中山大学校长是邹鲁,冒鹤亭担任校长秘书。我和他交往不多,他有旧派的名士风度,喜欢吟诗喝酒。他看我年纪小,有点不相信,摸了摸我的头,说:“修志乎?孩子。”我于是记住了他。

记者:先生同期加入顾颉刚主持的《禹贡》学会,发表论文多篇,深为顾颉刚所欣赏。请谈谈您和顾颉刚先生的交往?

饶宗颐:我写的最早几篇地理方面的论文,都是发表在顾颉刚主持的《禹贡》上面,这和顾先生对我的认可很有关系。我当时有个想法,想把我所接触到的古籍文献里的地名系统抄录整理一份,以补《史记》“舆地书”之缺。因为《史记》没有“舆地书”。这些想法顾先生都知道,我们通过信。他还请我编《古史辨》第八册,先在《责善》半月刊发表了第八册的目录。

记者:当年您本来是路过香港,不想却长久的居住下来。而恰恰是这个偶然机会,成就了您以后的学问人生。您怎么看待这种机缘?

饶宗颐:香港这个地方,在地图上看只是一个小点,但她和中国学术的关系实在是大。我经常说,没有香港,就没有现在的饶宗颐。我第一次到香港,是在日军南侵、中山大学西迁云南的时候。当时只是路过,不料因为身染疾病,留了下来,成就了今天的我。不然也许我到了中大,到现在也还是一个讲授诗词的教授。

所以说做学问,也是讲究机缘的,时间、地点,接触到的人和事,都是机缘。

记者:您所认识的王云五、叶恭绰两位先生是怎样的?请谈谈您对他们的评价。

饶宗颐:我很幸运,来到香港就结识了两个人,一个是王云五,一个是叶恭绰。王云五主持商务印书馆,是大出版家。他让我帮他编辞典,编写词条;叶恭绰是北洋名士,政、学两界都如鱼得水。他请我帮他做《全清词钞》。因此我读了很多书,接触到很多善本、孤本,这对我以后的治学打下了基础,起到了很大作用。

还有,叶老是第一个提倡敦煌学的人,这一点也影响到我。

 

为“孤独”所成就

记者:您一向潜心于学问,研究兴趣甚广,在学术上也有很大的成就。在治学上,您最大的心得是什么?

饶宗颐:我一向以为中国文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所以研究问题时往往都从纵横两方面入手,纵是贯通历史的发展,横是旁及相关的范畴。我认为把历史机械地切断来孤立研究室不行的,而将文、史、哲、艺术等硬性分家亦是不通的。我的研究兴趣较为广泛,与这一看法有很大关系。

记者:除了学术研究,您在诗词、书画和古琴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这种能在几个不同领域自如切换,且都颇有建树的“功夫”,又是如何练就的?

饶宗颐:我的确有一个经验,就是学与艺是互相为用的。学是知识的积累,艺是某种知识的自我体会;学,达到某种程度后,对于艺,自然有所推进。学养好像泥土,创作的成果要靠它来培养的。

记者:所以您说自己是中华文化海洋里的“两栖动物”?

饶宗颐:我的一天,上午可能生活在感性的世界里,到了下午说不定又游到理性的彼岸上,寻找着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天地。越是没有人去过的地方,没有人涉足的地方,我越是想探秘。

有人觉得这种切换很难,我倒觉得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的父亲对清儒很感兴趣,受他的影响,孙诒让、顾炎武这两位清代大儒对我的读书和治学也影响颇深。我觉得清代朴学(清乾隆、嘉庆年间的一种以考据为主要内容的思潮)的“积微”传统很有道理,他们讲究“证据周遍”,这和我们常说的“无一事无出处,无一事无来历”是一个道理,是治学之根本。这是铁杵磨针的功夫,只有掌握了足够充分的原始文献资料,做出的学问才扎实可靠。

记者:所以您的每一项研究都花了很多年时间才完成?

饶宗颐:做学问是长期性的工作。如果只用一两年的时间就以为可以把问题研究得透彻,难免引起浅薄之识。我的每项研究,酝酿期都是很长的,在酝酿期间不断采集资料,反复检讨所搜集到的材料。我相信做学问只是一个过程,我们纵然有所发现,仍要不断钻研,希望能够不断超越自己过去的成就,并能有更新的发现。所以虚心是很重要的。知道有不及或不足之处,就是扔有东西可以得到。通过不断进取,才能逐渐充实。学问总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如果总是排斥他人,结果就是不能从他人处得益了。

记者:您曾说,世界上很多有成就的人,都是在孤独中进行着创造。您自己似乎也是一个“孤独”的人,且为这种“孤独”所成就,是这样吗?

饶宗颐:我的这种气质自小就很明显。我很少有小伙伴,喜欢一个人待在藏书楼里翻阅古籍,一翻就是一整天。父亲有时会提醒我出去走走,但我对玩耍不感兴趣。我对这个孤独是喜欢的,就是不管外面的世界、人家的事情,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心里天马行空。做学问需要这种全身心的融入,不为外界所打扰。

记者:您多次提到过,要先立德、立品,再做学问、做学术。但当今社会不少人急功近利,太多的人受困于物欲与功名,沉不下心来做学问,您怎么看这样的环境与现象?

饶宗颐:我特别喜欢一句话,“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这里的“万古不磨”,就是我们常说的“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中流”意指在水的中央、大潮之中,说明有定力、有智慧、有忍耐;“自在”是佛教的话,就是要保持一种独立的精神和自在之心。我们说,要先立德、立品,再做学问、做艺术;要立足学术主流,追求博大而深远的大智慧。这是一种境界。

现在的人,太困于物欲,其实原因在人们自身。我常说“天人互益”,万物并育而不相害,我们要向古人学习生存的智慧。

记者:国学能成为治疗“现代病”的特效药吗?

饶宗颐:我更愿意称之为“华学”。我主编有一本《华学》集刊,就是想使海内外华人广泛认同中华思想和学术文化。它可能不会立竿见影,但终究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到人。

记者:您说21世纪是文艺复兴的时代,“中国梦当有文化作为”。您是怎样理解的?

饶宗颐:文化复兴是民族复兴的题中之义,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民族的复兴即是文化的复兴。现在都在说中国梦,作为一个文化研究者,我的梦想就是中华文化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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