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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访谈

他打量这个世界并悄悄写诗——访《扬子江诗刊》执行副主编、诗人胡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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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弦

诗集取名《空楼梯》,是我觉得,诗歌,正是为了收拾热闹过后的那份清寂的,哪怕是以热闹重现的方式。我的创作,也到了坐在某个台阶上好好想想今后的写作路该怎么走的时候。

“我们在通常生活当中遇到很多东西,遇到一个木头和一块石头裂开的缝,胡弦发现了裂隙当中的诗意……诗人的创作性是我们所不及的。”12月2日,由江苏省作家协会、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南京大学新文学研究中心诗歌研究所共同主办的江苏诗人胡弦诗歌研讨会在京举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新诗研究院院长谢冕对胡弦诗歌予以高度评价。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认为,当下中国诗坛上,胡弦是一个很有实力的诗人:“如果仅仅是一个小故事的呈现、简单地对日常经验描摹或模拟的话,诗歌不可能达到一定的高度。胡弦的诗歌除了对日常经验的捕捉、对细节的把握,又有很多形而上的东西,胡弦在诗歌的精神高度、诗歌技艺上,都达到了相当的水平。”

胡弦,著名诗人,《扬子江诗刊》执行副主编。最新出版诗集《空楼梯》。一个善于自我怀疑自我挑战的诗人,一个勇于打破惯性经验的写作者。在青年诗评家霍俊明眼中,胡弦是一个慢跑者和“低音区”的诗人,声调不高却具有持续穿透的阵痛感与精神膂力。胡弦既是宽怀、木讷的,也是冷静、焦灼的,尖锐、机敏的。正如一根带锯齿的草,在测量着风力和风速,也在验证和刺痛着踩踏其上的脚掌。比如他近年来一直在尝试的“小长诗”的写作(《蝴蝶》《沉香》《劈柴》《葱茏》《冬天的阅读》等)。流行的说法是每一片树叶的正面和反面都已经被诗人和植物学家反复掂量和抒写过了,胡弦如何找到“另外的知觉”和“另外意义的肺活量”?

12月16日,中华读书报专访诗人胡弦。

中华读书报:90年代开始写作,当时的文学状况远不如80年代景气热闹,文学刊物的生存都是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您写作的动力是什么?

胡弦:诗歌写作是件美妙的事,伴随着痛苦和难言的欢乐,和外界没有太大关系。即便文学刊物不存在了,诗歌写作也会依然在。

中华读书报:从发表处女作至今,您创作二十多年间,风格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胡弦:风格一直是我避免形成的东西,我一直试图让自己保持变化,但还是有很多人能从诗歌文本认出我来。我总是希望能写出让自己有点陌生感、甚而有点惊讶的作品。

中华读书报:评论家耿占春认为,“胡弦的诗歌日益显现了他在一种话语方式与一种事物场所之间进行修辞转换的能力,无所依托的祛魅的自然事物在纯粹的感性经验中生成意义的能力”,认为您的写作愈来愈显现出一个成熟诗人的魅力。不知您对此评价如何看待?您会留意评论家们对诗歌作品的解读吗?他们的评价,会影响您的创作吗?

胡弦:您这里说到了“影响”一词。我记得洛尔迦就不愿听聂鲁达的朗诵,他说:“你会影响到我的”。所以写诗是很主观、个人化的事,在某个时间段内,独持偏见(徐悲鸿语)或在相对封闭中进行似乎更好。我偶尔也会看些诗歌批评文章,但评论对我写作的影响一直都不是很大。

中华读书报:很多人都注意到,您很讲究诗歌的语言艺术。

胡弦:我一直追求一种“看似相同,实则不同”的诗歌语言,我希望在诗歌的深层结构、在诗歌语言内部做一些文章。

中华读书报:有评论把您归为“后现代”,也会拿您和美国后现代代表诗人罗伯特·勃莱作比对。您觉得这种比较有依据吗?

胡弦:有依据。我熟悉罗伯特·勃莱的诗歌,也熟悉他诗歌中的深度意象。但是如果仅仅拿某一个或几个诗人来对比,会有失偏颇。影响是渐渐积累的,其实我更喜欢欧洲的诗人,像里索斯、佩索阿、特朗斯特罗姆,他们对我的影响更强。

中华读书报:突破就意味着有可能失去既有的读者,有可能面对失败的冒险。

胡弦:我习惯了多种失败的尝试。我的作品没有市场需求,我也不会因谋求阅读的扩散而采取某种策略写作。我的写作基本是向内的,希望让自己满意。

中华读书报:您的意思是自己并不满意?能具体谈谈吗?

胡弦:比如乡村诗歌。我出生在乡村,乡村一直在写,我希望在这方面有所建树。几十年来,中国乡村发生的变革和历史上所有时代都不同,乡村诗歌在当代的存在,就是要反映这些变化和精神危机,要有新的乡村经验,诗人,要为当代乡村诗的艺术特性的确立而斗争。但我们的写作总是浮光掠影者居多,对现实乡村没有深层次的透视和思考,也没有提炼出好的语言表达方式。而解决这样的问题总是在缺憾中摸索,对我,也可能终其一生都无法完成。

中华读书报:但是您一直没有间断尝试——这也是乡村诗歌写作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吧?

胡弦:乡村诗歌的创作,一种是目击者的写作,看到什么写什么,就是“在场”;另外一种靠回忆写作。这两种都是有问题的。“在场”看似为了避免空洞在写一个比较真实的东西,看似现实主义,但诗歌还是个虚构的世界,不是看见什么写什么就是抓住了真实,“真实”有更高的层次。在这方面,我们的虚构能力仿佛一直都是孱弱的。

中华读书报:无论是散文随笔还是诗歌,对乡村故土、古迹遗迹的书写是您的重要主题之一。

胡弦:是,但又不全是,市井闾里的凡俗生活入诗更多。不过这几年,我确实在尝试写一种新的山水诗。山水诗是古诗的一大类。但现在的山水大都已景点化,加上交通发达,体现在诗中,“到此一游”的意态居多。怎样以新的语言方式挖掘山川风物的精神,重新为天地立心,是个重要课题。前段时间我去看薛涛的墓,但碑文说,“唐时涛墓今不存”。我当时看了很多薛涛的诗,以及他人感怀的诗,觉得眼前的墓,其实是那些诗歌的衍生物——它自某种绵延不绝的声音而来。没有那声音和眼前的实物,我们将陷入孤独,这其中,藏着真正的传承,也是我们的诗歌和一切艺术被创造和存在的理由。所以,看似古老的东西,其实一直都在重新开始。

中华读书报:您比较讲究继承传统,同时也会“反其道以行”重建规范。在这方面,您有何独特的体会?

胡弦:新诗从“反古”中发轫,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汲古”则会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新诗需要从各方面吸收营养,具体到个人创作,却可以有偏好、偏废,我个人目前的这个写作阶段,从题材到句法的出入传统,是我有意为之,但也许过段时间就变掉了。若说有什么独特体验,有时我会觉得,写作中的我,恍惚中身上会有某个古人的影子存在,他记得自己是谁,他打量这个世界并悄悄写诗。

中华读书报:从书斋到行走,是您有意为之?

胡弦:我曾有长期窝在屋里的习惯,现在倒喜欢到处走走。当然现在的书斋和以前不同,有互联网存在,可以对外界了解很多,遥远的地方也能身临其境。但是对图片的了解和实地考察还是不同。现实的触发,是无法替代的“遭遇”。

中华读书报:近两年您连续出版了诗集《沙漏》《空楼梯》,以及散文集。可否重点谈谈《空楼梯》?

胡弦:《空楼梯》(中国青年出版社/小众书坊出品)分“风中的事”“纪念品”“空楼梯”三辑,近三四年的诗歌占80%以上。取名《空楼梯》,是我觉得,诗歌,正是为了收拾热闹过后的那份清寂的,哪怕是以热闹重现的方式。另外是我觉得,我的创作,也到了坐在某个台阶上好好想想今后的写作路该怎么走的时候。我有时觉得,现在的创作,总像是在为将来的某种创作在做准备,但将来的这个创作存在吗?它是什么?这是我常常在想的。

中华读书报:那您觉得怎么保持诗歌的创造力和活力?

胡弦:得对生活有点紧张感才行。要有新的命名,并从中寻找新的道路和无限性。诗人要想保持活力,首先要保持专注。诗人的精神世界,是罕为人知的,在评论家那里,也常常体现为一种主观叙事。十几年前我想,这辈子就把写诗这一件事做好吧。从那时我内心就静了下来。另外,诗人要保持担当意识,应当直面所处时代的精神,挖掘并整理它们,而不是交给其他人来处理。

中华读书报:您认为地域对创作的影响?

胡弦:地域始终会参与你的诗歌创作,因为人就是他的环境。譬如故乡,你在那里生活过,你也就会永远生活在那里。你对它似乎已了如指掌,但它的秘密又是无穷无尽的。我在南京生活了十几年,我的诗中也有很多江南元素。我过去上班时每天走过一条街,路过魏源故居;我原来住的地方有个寺庙,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寺庙——这种生活接通了历史,有一种穿越感。南京历史上的后主,转世后可能是卖油条的。一个人文化身份的延续和变异,也含有各个时代的幻影。我的小长诗《寻墨记》《沉香》,写的是世界的残酷对艺术、人性的戕害。里面的人物都有江南背景。现代社会的现代化,使地域性比过去削弱了很多,但它的影响仍不可小觑。

中华读书报:想象对于创作是非常重要的,您如何看待想象?

胡弦:对诗人来说,想象力是神力;对一首诗来说,想象力是火焰。有评论家问我:你怎么反复写那个东西?其实是在想象中,那个东西变成了全新的东西。在想象力中,生活经验和语言经验打破阻隔,突然在诗中达到了完美的熔合。

中华读书报:如何保持对诗、对生活的敏感?

胡弦:保持敏感和思考,是对一个诗人的基本要求。我的经验是:对于生活,诗人必须是个亲密的知情者。被理解的生活,远比正朝前滚动的生活重要。

中华读书报:您的诗歌多为短章。相对于长诗,短诗写好更难。您如何看待短诗?在短诗写作中,您更注重哪些方面?

胡弦:短诗和长诗哪个更难写,会因人而异,各人禀赋不同,对长短诗写作难易的感觉就不同。短诗,对感情的瞬间爆破或拖曳要求很高,所以,为之找到最有效的词句和处理方式也就更为重要。

中华读书报:您如何看待当下新诗的发展状况?

胡弦:我写诗,同时是个诗歌编辑,有时会向成名的诗人约稿,但已很难约到让人兴奋的稿子。我们似乎不缺诗歌新人,比如90后、00后的一些小诗人,很多出手不凡。但对于中年以后的诗人,带着我们对中国诗歌的期许去看的诗人,即“庾信文章老更成”那样的诗人,还是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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