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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访谈

毕飞宇:对小说我有“玩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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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谈记者:陈梦溪 对谈嘉宾:毕飞宇(著名作家)

6月25日,“毕飞宇研究中心”在扬州大学成立。扬州大学是毕飞宇的母校,“毕飞宇研究中心”依托高校的优势资源,旨在培养更多的优秀作家,共同推进江苏当代文学的研究与创作。

十年前,复旦大学中文系聘请王安忆做创作专业教授,开始尝试曾经行之有效的文学教育模式。如今,许多大学的文学院都相继引进了一批知名作家进入教学科研领域。不少大学开始聘任驻校作家,北京师范大学成立了由莫言主持的国际写作中心;苏童调入北师大;刘震云、阎连科、王家新也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毕飞宇也加入了作家担任大学教授的行列。他的小说公开课讲稿被发到微博后引发了网友的追捧,他用轻松幽默的语言剖析名家的经典作品,同时用准确实际的方法讲解如何写作一部优秀的小说,从《水浒传》、《红楼梦》、《聊斋》等古典名著讲到鲁迅、汪曾祺等现当代名家,再到海明威、哈代、莫泊桑、奈保尔等外国文学大师,毕飞宇的“小说课”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

毕飞宇作为上世纪九十年代成名的作家,在创作上的成熟度不仅超越了同时代作家,甚至超越了很多八十年代成名的前辈作家。在从传统媒体进入新媒体时代的文学转型时期,毕飞宇可以被视为承袭了经典文学传统的代表作家。

唯一想培养的人是自己

记者:扬州大学是你的母校,学校称你是扬州大学的名片,尤其是文学系的学生也以作为你的师弟师妹为荣。这次成立研究中心的契机是什么?

毕飞宇:说我是名片这个言重了。读大学之前,我就是一个乡下孩子,最大的愿望也就是天天能有红烧肉,我在读书期间最大的收获当然是生命质量的提升。当我在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的时候,因为浓郁的氛围,我知道了一件事,我是一个可以成为诗人或者作家的那种人。我最终没能成为诗人,可我成了一个小说家,这是可以接受的。我在读书期间收获了我的人生理想,最终,我成了一个践行理想的人。母校对学子的偏爱通常是无与伦比的,学子对母校的感恩也一样无与伦比。建立研究中心这件事很简单,母校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不需要任何契机。

记者:你曾经说过不希望毕飞宇研究中心成为只研究毕飞宇的机构,你对研究中心的定位是什么?

毕飞宇:这个研究中心不是我的,是扬州大学文学院的,它的定位在哪里,应该由中心说了算。但是,我有一个建议,如果这个中心只是研究我,那么这个中心就很局促,没出息,我又不是鲁迅、曹雪芹,研究我用不着花那么大的人力和物力。我渴望的中心应当以中国的当代文学作为研究的对象,那是一个气象万千的大世界。

记者:你已经担任南京大学文学院的教授,开设小说分析的课程,此次在扬州大学成立研究中心会做哪些方面的探索?

毕飞宇:首先我要给你说一说扬州大学的文学院,我读书的时候叫“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因为历史的原因,在文革之后,它聚集了一大批杰出的学者,曾华鹏、李关元、叶橹、吴周文、孙露茜、石明辉……正是因为他们,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涌现了一大批作家、批评家和学者。你问我中心有怎样的规划,很简单,一切以文学院的学科建设为前提。学科上去了,研究能力上去了,一切就都上去了。

记者:毕飞宇研究中心在扶持青年作家的创作,帮助文学新人方面有什么具体的方法?

毕飞宇:我没有具体的想法,我从来没想过我要去培养文学新人,没有人需要我培养,我也培养不了任何人。请原谅我的自私,我虽然不年轻了,但是,我唯一想培养的仅仅是我自己。当然,如果一个人有足够的谦虚,他渴望从我这里得到一点帮助,那我会尽力。事实上,我在34岁的那一年就做文学编辑了,经常在编辑部里头接待作者,有些人比我年轻,有些人比我年长,有些人比我谦虚,有些人比我狂妄,有些人在帮助我,有时候我也帮别人。我总体的感觉是,谦虚的人比狂妄的人走得更远。谦虚也不是一个姿态,其实就是怀疑自己的精神,也是一个开拓自我的方式。

中文系和培养作家不能划等号

记者:听说你在高考时的成绩并不太高,但老师看到你的作文后破格录取了,是这么回事儿吗?你认为在当今的高考体制下,高校的文学专业如何不遗漏掉有文学天分的学生?

毕飞宇:实际上也不是破格,我刚刚达到分数线,介于可录取和不可录取之间。我是踩着最低分数线走进来的,主要还是数学太差,数学本来是100分的试卷,到了1983年,突然变成了120分了,这意味着我又少了20分,你说多气人。刚刚进校,我惹事,被老师抓住了,老师问叫什么名字?我说,毕飞宇。老师说,“哈,我记得你,本来不要你的,看你语文分很高,我们反复研究了你的作文,这才要了你”。这个女教师叫梅尚筠,她是我一生的恩人。实际上,现在的高考录取比我们那个时候科学多了,现在有自主招生,可以面试。在我看来,面试是最好的补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笔试的遗憾。

记者:有作家提出当下的高校文学院或中文系并不是培养文学人才的地方,而是培养学者的地方,写作实践的课程比较薄弱,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毕飞宇:作家的成长比较复杂,它带有整合性,你很难说作家是怎么培养出来的,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在作家和中文系之间搞简单逻辑和粗暴逻辑。中文系不培养作家,可是,医学也不培养作家,鲁迅和郭沫若都成了作家。有一句话我想这样说,如果你喜欢写作,读中文系一定比读数学系好,这句话大概没有问题。许多作家进入高校,名义上是教师,其实还是作家,我们的工作主体依然是写小说,我们不会去做研究的,格非除外。你以为做研究那么容易?我们做不来的。

记者:你在讲课时提出,阅读小说研究小说从来就不是为了印证作者是怎么想的,读者的阅读超越了作家。你的作品也在被许多硕士、博士研究生拿去做论文,在看这些研究自己小说的论文时您的感觉是什么?

毕飞宇:我也知道研究我的论文比较多,但我真正读过的并不多。我最喜爱的感觉是意外,这话怎么讲呢,就是我写的时候并没有这么想,但是,在论文里,他言之成理,这反过来又启发了我。我喜欢这样的感觉。阅读的第一个境界是理解,第二个境界是发现。

小说家的文章通常更好看

记者:你的《小说课》在网络上发表后大受欢迎,你也提出分析小说不能用语言学,应该用哲学,这是否是作家讲课比较精彩的原因之一?

毕飞宇:学者或批评家的工作主要是论证,如果他提出了一个观点,他就需要用很大的篇幅去论证它,对一般的读者来说,论证都是不好看的,它对阅读有更高的要求。小说家就不一样了,直截了当,他可以少论证,甚至不论证。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家的文章通常更好看一些。举一个例子,关于余华的描写,莫言说:“如果你让余华去描写一棵树,他会给你一棵树的倒影。”这句话很精彩,几乎成了余华的标签,可是,如果你要让一个学者去阐述同样的意思,也许需要好几万字。还有一点,读者的要求不一样,读者在作家这里渴望的是结论,而在批评家那里则是论证的进程。

记者:你在讲课中时常会这样分析:如果是我去写这段的话我会怎么写,您认为作家在分析文本时的优势有哪些?

毕飞宇:小说有一个特征,那就是诱导读者去设身处地、再身临其境,这是小说的基本功能。作为一个小说家,我在阅读的时候也会有另一种身临其境,那就是问问自己,换了我会怎么写?许多小说为什么在有些地方没有按照“我的”的思路去写?这就是一个问题。我就是在这样的问题里成长起来的,在课堂上,把多重不同的可能性一起呈现出来有很有好处,同学们可以比较。事实是,如果一个人学会了选择更好的表达,那就说明了一件事,他的审美能力提高了。

记者:你在解读他人的小说时反复提到一个词“把玩”,认为小说可以严肃,也可以当成一个玩具、一个手把件,重点在于一遍又一遍地摩挲。这种“把玩”的心态对于分析文学作品有哪些好处?

毕飞宇:无论是写还是读,我都有玩性,有玩心。我把这种“玩”当做挚爱。你同意我也好,批评我也好,我都会实话实说。有一点你必须承认,人是有功利心的,但是,在审美面前,我们并不功利。写作我不敢说,我在阅读的时候实在是没有功利的,我的心很清澈,鱼翔浅底。话又要说回来,阅读的时候你的功利心又有什么用呢?你能治好林黛玉的肺结核,还是能把薛宝钗给娶回家?小说是虚构,它应对的是徒劳。从本质上说,文学是苍凉的,这是生命的本色。文学无用,它只是大安慰、大无奈。当然,文学一定有它肃穆的一面和现实的一面,那是另外的一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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