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华史卷之衢山
                                               
汪国华
 
　　记得2015年10月13日开始，我们跟着陈友谅的后人陈惠芬女士等一起几次到衢山探访皇坟基。经过多次实地考察、民间采访和拜访专家，陈女士根据她代代相传的陈家故事线索，认为衢山岛皇坟基的那个土封墓丘应该是陈友谅的空穴墓。当陈友谅的后人对那个被称为皇墓的土封，展现出极大关注与认同时，我想，为什么陈友谅疑墓会出现在衢山，这里面有怎样的必然与偶然。一个古迹，如果掩没了，就是废墟，如果发掘了就有一段生命的光彩，就有一种财富的意味。而衢山文物古迹何止一个两个，这些文物和古迹又有着怎样的历史迷踪，或蕴含着怎样的历史风情呢？
　　在历史的进程中，有些古迹在时光的风尘中消淡，磨损，泯灭，需要我们去耐心发掘，精心擦拭，相信那些文物古迹当年的风华，依然会发出特定的璀璨之色，展示别样的史韵，令人刮目。
　　
　　 1、新石器文物的开拓味
　　进入市博物馆三楼展厅，在舟山文物遗址分布图上，看到衢山岛新石器遗址有三处，孙家山遗址、培荫遗址、蛤蚆山遗址，三处遗址也就在方圆两三两公里的范围之间。其中以孙家山为主。展厅第一间展出的新石器时代文物大都是衢山出土的，孙家山出土的玉环，培荫出土的玉镯，还有很多的陶器和石器，透着悠远的时代信息，闪动着先人开拓生活的情味。
　　1978年培荫村村民方贤忠等在孙家山掘地时发现了一些红烧陶片、稀奇古怪的石器及兽骨、蛤蜊壳等，他们不清楚这些东西的价值和这些东西跟文明进程的关系。但是，他们把这一情况上报了有关部门。民众这种自发的意识，是保护遗址，开发文物的重要前提。
　　很快，浙江省考古研究所第一研究室主任王明杰，舟山市博物馆馆长陈金生等前来试掘，在发掘的约400平方米内发现地面遗物比较丰富，文化层堆积在30——105厘米之间，出土了八十余件较为完整的石斧、锛、凿、簇、刀、破土器、耘田器及夹沙红陶、鼎、盆、罐、支座、尼质灰陶豆、簋壶等，其他陶片、蛤蜊壳等不计其数。并经勘察发现周围散布面积较广。这些出土的文物多藏于舟山市博物馆，
　　大衢文史爱好者楼大赉先生多次拜访市博馆相关专家，并在市博物馆收藏室寻查记录后，写了《市博物馆收藏的孙家山文物图片简介》一文，他在文中指出，文物中有完整的和复原的陶器19件，其中鼎2件，一为盆形鼎，一为釜形鼎，支架一件，罐1件，盆2件，豆5件，器盖（复原）3件，陶纺轮1件；其中石器多达60多件，其中石斧3-4件，有肩石斧1件，石钺9件，石锛5件，有段石锛15件，石耜冠3件，石破土器1件，带把石刀1件，石刀1件，石镞6件。他还指出：“孙家山遗址年代有早晚之别，从所出陶器，如盆形鼎、釜形鼎，以及豆把上镂空装饰与三棱形、鱼鳍形鼎足、石斧、有段石锛等多与河姆渡遗址第一文化层相同，距今已有五千多年的历史，而双壶鼻、夹砂陶缸、石破土器、石耜冠、石钺、带把石刀等等则明显属良渚文化遗物。”
　　省文物网展示的孙家山遗址出土的一把石钺，长12.5、柄端宽7.6、刃端宽8.1、厚1.1厘米，背部直，刃部圆弧，近柄端处有一个对钻圆孔，使用了管钻对打孔技术，孔径为1.3厘米，石钺淡黄色，石质不纯，间杂褐色斑点；器形规整，通体磨光，就属于良渚文化时期特征。因此楼大赉先生在最后说：“从舟山已发掘的各遗址来看，文物数是衢山最多，年代是衢山出土的最久远。”
　　看着这些文物，不禁想，衢山的先民们，经历了从河姆渡文化到良渚文化的发展进程，他们结合当时生活的现状，面对大海的雄浑气势，岛礁的嶙峋形态，制作了具有海洋特征的用具和修饰，也制作出陶质的鱼轮，他们在这里开始用网出海捕鱼，按捕鱼需要制作出来了网用沉坠。这就是创造，就是开拓。开拓给了他们生存的活力，发展的活力，也给了他们更丰富的生活乐趣。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在衢山融合碰撞，从而演绎发展，这是衢山新石器时代的一个特点。而在这个融合碰撞过程中，开拓创新推动了发展，同时又保持着与外界的交流，没有固步自封，一成不变。
　　
　　 2、汉、唐文物的生活情
　　衢山岛上出土发现的文物没有停留在新石器时代，而是代代都有，春秋的青铜刀，秦朝的箭镞，东晋的青瓷小底钵，南北朝的青瓷水盂和青瓷盘口瓶（市博物馆展厅皆可见）。而居然还有西汉名将卫青的铜印。据《衢山镇志》记载，1944年农历11月，紫金山村民李友根在麦地里干活时发掘出一枚古印，铜制，顶盘龟，底三个阴文为“卫青印”。市博物馆相关专家认为是“副印”。1966年上缴“四清”工作队。现藏于舟山市博物馆。卫青是西汉名将，抗击匈奴，屡建奇功，出将入相。那么他的副印怎么会流落在衢山，这里又有多少历史的迷踪需要追寻，难道他寻仙来过衢山，或者养性到过衢山？这铜印与卫青行踪之间有着什么样的相应联系呢？
　　而汉朝还有两件文物在市博物馆展示，一件是汉朝的奔马飞鹤乳丁扣铜镜，一件是东汉的神兽铜镜。
　　铜镜在古代主要用于照面梳妆正容，当然其他用途也很多，如千秋节、涉外礼仪、婚嫁等特定场合或活动时使用，当然古代还把铜镜用来照肝胆、辟邪恶等等，那是从象征意义上来说。而最直接的使用价值还是照面梳妆吧。铜镜使用那应该或是有地位之家，或是富贵之门，而且相应说女眷使用较多。可见汉代之时，衢山就有大户人家了。
　　而衢山也出土了唐代铜镜。1973年在蛤蚆山遗址进行挖掘，除了新石器时代文物外，竟出土了唐朝葵边双凤镜，圆形葵边，直径16.5厘米，半球形钮，上下饰浮云、如意，两侧刻饰双凤，相对展翅状。在市博物馆展厅里看到，那些葵边、双凤花饰很有立体感，显得比较厚重。
　　2011年正月，笔者曾跟衢山岛刘庆序先生去探寻华云寺遗址，在村中采访咨询时，有一村民特地把我们邀到他家中，出示了他收藏的半面铜镜，准确地说是小半面。有些已经露出黄黄班色，是平面雕花，上角雕有葵花花样，下边刻雕的是凤凰，纹路清晰。刘庆序先生说，这也是葵边双凤镜。我想，像这样流落在村民家里的文物应该不会少吧。
　　在市博物馆的唐朝展柜中，我们还看到了制作精致的青瓷瓜棱水盂（培荫出土）和青瓷粉瓶。那粉瓶自然是女人所用器物。
　　 汉、唐这些出土的展品，让我们感到，汉唐时期，衢山已经是有地位，有财富的人家光临，或者安居之地。那铜镜与青瓷粉瓶带着女眷的生活的气息和优雅的姿态，闪着那个时期盛裕生活的风情，让我们猜想那个时期岛上的悠闲自在的安居生活。因为女眷的存在可以印证家室宅第的存在。尽管唐代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时代，但是一般来说，女姓是不可能独自来衢山。有女眷，就有安居的可能。从而笔者推想，汉唐之时，衢山培荫村、皇坟基、蛤蚆山一带人居已经有一定的规模。而《大唐故程夫人墓志铭并序》的出土恰是一个切实的印证。
　　
　　 3、稀罕“唐碑”的文史意蕴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皇坟基的一个农民在他的地里掘土时，掘出了一块墓志，砖质，1市尺见方，厚约2市寸，铭17行，计240余字，其中数字剥落。农民就拿着这块砖碑去找当时衢山著名晚清秀才乐声和。乐声和毕竟是文化之士，见多识广，很有史学与文物意识，他懂得古物的价值，马上想到把“唐碑”送到他认为最安全的观音山寺院收管保护起来。
　　当时岱山名士，宣统元年拔贡全国第一名的汤浚听说后，赶往观音山，认为这一唐碑，是一块比晚清著名文学家、教育家、书法家俞樾先生在绍兴大禹陵得到的唐开成五年的“往生碑”还要早二年，而且是在这东海大洋的衢山岛上，实为稀罕。唐碑是当时浙江出土的文字碑中最早的一块。于是他制作了拓本若干，并把铭文录于《岱山志》中。他在《朐山唐碑歌》中说：“愿将此碑拓万本，遍征名流共探讨。”这是一个学者的见识和行动，这是一个智者的理念和愿望。他为我们留下了唐碑的踪迹。他把唐碑拓本送了一份给普陀山的太虚法师唯心，唯心就写过了《题遁庵居士所得朐山新出唐程夫人墓志铭》的诗，遁庵居士是汤浚的别号。其诗曰：“有碣有碣出朐山之土，题曰唐程夫人墓志铭，摩挲几人辨鱼鲁？费隐道不间夫妇，焉用肃肃列两庑！独行庸德偏堪嘉，粲粲儿女思哀苦。凭此肫肫渊渊精神贯天地，陵谷迁移未朽腐，字字还如新发硎，蓬莱名乡征邃古。遁庵居士飞奇思，登高一呼万窾怒，琳琅满轴光矞皇，杂糅精莹众妙聚。岩啸潮鸣一灯惨淡中，沉吟聊接诸君武。”显然这是太虚法师见到唐碑拓本后对唐碑的意义阐述、对程夫人的评价和对汤浚的赞叹。唐碑后来不知在什么运动中失踪了，实可悲叹。要不是当年的汤先生把它记录下来并制作好多拓片，可能今天就又成了一个哑谜。2007年定海发现《大唐故程夫人墓志铭并序》的纸本拓片，舟山市博物馆收存了这一拓本。虽然这拓片经历了时光的销蚀，淡褪了墨色，破损了片角，但依然是一种历史的证明，一个存在的印记。我们感到欣慰。
　　而唐碑里记下的唐时衢山的地理风貌和历史人文情状，更是宝贵的历史文献资料，有着很大的研究空间。唐碑的文史意蕴将会进一步开发。
　　
　　 4、宋、元文物的商风气
　　衢山出土的文物历代不断，下面只说宋、元时代的两样东西。
　　古铜钱。据《衢山镇志》记载，民国11年（1922年）10月，宁波时事公报第二版以“古钱出现”为题报道，称“衢山岛天然黄砂不断地被销运上海，在挖掘黄沙中发现故铜钿‘五六十千’种类有‘开元通宝’（唐代），‘元通通宝’（宋代）共30几种，据收藏家乐声和君云，出土时钱文不止此数，土人不知保存，因纷纷用散，可惜之至”。而20世纪50年代，南大岙奉水公司造房时，岛斗村民顾祥裕拾到古铜钱三枚，“崇宁通宝”“绍元通宝”“宽永通宝”，分别是北宋南宋年间的。古铜钱发现，与生活更与行商相关。
　　元朝铜权。1976年7月枕头山乐秀立等人在双子山开垦时发现了庆元路总管府铜权。青铜模制管成六角形，上窄下宽，下束腰呈阶形，铜权一面铭文“庆元路总管府”，另一面铭文“壬寅大德六年”，另四小面，两面铸“巴思巴文”，一面刻“天字一号”，一面无字。现藏于市博物馆。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于庆元府置宣慰司，十四年改为庆元路总管府。庆元路这是当时的行政区域，在宁波一带。元代时衢山依然归属宁波，可能是宁波官府前来行商或佂收了，落下了这铜权。1985年在岛斗岙又出土一铜权，黄铜模制，蛋图形，上有波浪形钮，下为喇叭形座。铭文“至元二十三年造”。现藏于舟山市博物馆。
　　古铜钱和铜权透着浓浓的商业瑞气。我们可以推断当时衢山的商业已经普遍展开，人居也已经由衢山中部的培荫、蛤蚆山一带，向岛斗发展，衢港渔捞作业开始发展，已经是比较繁忙之地。
　　
　　 5、古迹寺庙的前列感
　　明、清四百多年的海禁，把衢山的古迹毁没。然而历史上的曾经存在是不会被绝对埋没的。
　　《大唐程夫人墓志铭并序》写到程夫人墓道“后○莪莪之山，前临渺渺之水。东南三里有陈将军灵庙焉。正南二里道场俗号东亭之寺”，这是墓志铭的文史和地理价值的显示，记录了衢山已消失的一寺一庙。
　　东亭寺，自然在唐开成三年之前建造，“正南二里道场俗号东亭之寺”，距离皇坟基大约正南两里。东亭寺建寺时间为唐时舟山5所寺院中的第二位。“东亭这个名称，可能从制盐而来，盐民古称‘亭户’，但山道曾有高亭、南亭二盐场。”（贝武权《唐程夫人墓志铭拓本的发现及解读》），于此推想当时衢山已有盐场，名为东亭。以地名名寺，是当时命名的一个重要方法，与“祖印寺”始名“蓬莱院”同理。可惜此寺无以查考。
　　陈将军灵庙，在距皇坟基“东南三里”，建于唐开成三年前，可能隋末唐初。据现在地形推测，大概是在高涂与蛤蛤疤山一带。而供奉的陈将军则是隋朝的大将陈稜。查相关资料，历史上供奉陈稜的神庙很少。岱山枫树墪庙建在南宋端拱二年，南宋庆元元年(1195)，宁宗帝赐“英感”庙额，影响才大起来。虽然台湾称陈稜为始祖，但他的庙是郑成功收复台湾后才建的。于此笔者推想，衢山岛的陈将军灵庙是最早的陈棱庙。陈稜庙为什么会这么早就建在衢山，值得思考探索。
　　祖印寺，原址就在衢山。后晋天福五年（940年），在岛斗南陀岙一个山丘之麓建成，初名为蓬莱院。据宋《宝庆昌国县志》载：“祖印寺，县东北海中，旧名‘蓬莱’……常住田二百八十亩，山一千二百九亩”，是当时翁州第一大寺院。“县东北海中”就是当时的朐山，现在的衢山。北宋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御赐“祖印”匾额挂上了蓬莱院的门楼。从此蓬莱院称为“祖印寺”了。一个海岛上的寺院得到朝廷认可，御赐匾额，可见当时寺院的盛况和名声。淳熙十五年（1188年），县令王阮多次乘小船，险涉岱衢洋，登上衢山岛做劝农工作，夜里就留宿在祖印寺，写下了《宿祖印寺》诗。建炎元年（1127年）一个姓陈的八岁孩子在祖印寺出家拜印善隆禅师为师。他就是后来成为高僧的慧询月堂法师。
南宋嘉熙二年（公元1238年），昌国县令余桂将祖印寺迁至治所东南（现址），与普陀山接待寺合并为一，成为昌国县城主要的佛事场所，也成为去普陀山朝圣僧俗之众的必经转驻之地。当时遗留的寺房，后殿就由留存的僧人使用，改名为普济寺，而原来在祖印寺东向的草宫，便顺势搬进了原祖印寺前殿，这就是宋朝宫，至今犹存。
　　 华云寺，属天台教寺。初创于后周显德七年（960年），初名为“香兰院”，据说因衢山多兰花而得名。宋治平元年（1064年）赐额“空王”寺。相关地方志明确记载华云寺的发展规模，在宋宝庆年间，寺院拥有常住田地130亩，山440亩，而到了元代大德年间，常住田就有319亩，地431亩，山490亩。寺院在不断的扩展兴盛之中，使之成为舟山天台宗的第一大寺院。南宋建炎三年（1129）宋高宗赵构改赐为“华云寺”。元代的《大德昌国州图志》指出“华云寺在蓬萊乡之胊山。”“郡人迂斋楼公有跋语，石刻尚存。田三頃一十九亩，地四頃三十一亩，山四頃九十四亩。”可见这个寺院在元代还在发展。明朝海禁时，可能因为华云寺影响力太强，故而被毁一空。现在遗址不明，林斌先生《对舟山天台宗第一大寺院朐山华云寺的考证》（刊于《舟山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认为其址只能在茶园里、石柱湾、鱼耕碗这三个村落，而石柱湾的可能性最大。月堂法师曾为华云寺主持。
　　 这些寺庙，在当时的舟山都名列前茅，乃至全国首创，处于前列。寺、庙的兴盛一定与香客和民众相关。那么衢山当时民众数量，与外界的交通情况，可以推想。
　　
　　 6、人迹古情的高层化
　　文物和寺庙，无疑表明着人的活动。
　　宋高宗岛上改赐华运寺名。建炎三年，“空王寺”为御赐“华云寺”。建炎三年是一个动乱的年份，对于在南京即位不久的宋高宗赵构来说，更是风云迭起，危恶层现：内乱不断，兵变相缀；外患险峻，金人长驱直入，使他只得南渡逃难，没有一天安分的日子。所以宋高宗不可能安坐在朝廷里，向远在海岛上的寺院颁名赐额，扶持寺院。史书记载南宋建炎三年十二月，宋高宗赵构被金元帅兀术追击至浙江。宋高宗逃到宁波（明州），金军又追赶而至。赵构就急忙驾楼船逃到舟山。金兵追至定海。他在紫微的“回峰寺”藏诺了几天，急忙离开定海，经岱山到衢山，从衢山龙门口入港后上岛，望见有寺院壮观，而前往祈祷，见到寺名“空王”两字，想到自己这从事逃亡之事，心中不悦。正好主持拜求题词，于是题写了“华云寺”三字。自此这寺就改名华云寺。宋高宗题了华云寺后，也坐稳了半壁江山，而华云寺之名也越来越响亮。
　　隋将陈棱出师琉求途径衢山。前面说到陈将军灵庙供奉的是隋朝大将陈稜。陈稜，字长威，庐江襄安人。大业六年(610年)，时为武贲郎将的陈稜受命与大夫张镇周率东阳(今浙江金华)兵万余人泛海击流求(今台湾)。这支出师流求的隋军从浙江金华出发，沿富春江、钱塘江，从杭州湾进入东海。他们顺流而下，因风受阻，于是船队在衢山港湾停泊。可是狂风不停，浩瀚的大海，白浪滔天，难以出航。陈稜便在泥螺山下刑马祭神，企求神灵相助，以保佑他们顺风顺水，凯旋而归。不想第二天就风平浪静，似有神助。在宋乾道《四明图经?昌国卷》中有《陈（长威）将军提师出流求途经朐山岛》记载，长威。陈稜给衢山人们留下了英俊雄武的印象，人们希望有这样英武神威又重节义的英雄来保护他们，就把他作为供奉对象。市博物馆研究室主任贝武权先生又道出另一种原因：陈稜出师台湾，获得大胜，俘获近2万人，但他没有带回朝中，可能在广东一带释放了大部，而在返回途中，又经过衢山，可能让愿意留驻衢山的人留在了衢山，这些人在衢山自在生活，为感谢陈稜，于是建造了陈稜庙。可见陈稜是人们企求忠义，追望神勇，寻求庇佑，感恩表意的一种偶像，一种寄托。
　　鉴真东渡衢山脱险。鉴真在东渡两次失败后，很快又组织了第三次出海。根据日本真人元开所著的《唐大和上东征记》记载内容，1996年4月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编辑委员会编辑的《中国古代的造船与航海》中是这样描述的：“一个多月后才得乘顺风继续航行。当驶近乘名山（今舟山岛北的大衢山）时，又遇巨大风暴，好不容易快要靠岸时，又触暗礁。这时候，船被撞破了，沉入海底，备尝艰辛地爬上岸后，虽是死里逃生，干粮、淡水也全没有了。又面临饥渴的威胁，经过三天三夜，才遇到渔民，得到搭救。当地僧侣得知此事后，他们不愿鉴真再冒惊涛骇浪之险，请求地方官逮捕日本僧人荣睿等人，于是，鉴真等就被明州地方官软禁于鄞县（属明州管辖）著名寺院——阿育王寺中，第三次东渡又失败了。”明确讲到，鉴真驶向衢山，在黄泽港一带遇险，被衢山渔民救助。
　　唐程夫人衢山居留与安葬。读“唐碑”，我们知道，程夫人是广平（现在河北邯郸）人，15岁嫁给江苏顾氏。生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她是一个贤妻良母，做母亲的义范很严正，才可与班昭相比，教子如同孟母那样的，夫妻相敬，恩爱有加。可是身体不佳，那病症深重长期不好，医治也没有用，于开成三年(838)九月二十八日在私第逝世，享年38岁。至于她究竟什么身份有很多版本。有些说是来衢山隐居的“达官贵人”，也有说是“贵妇人”。市博物馆副研究员贝武权对唐碑进行认真解读研究，撰写了《唐程夫人墓志铭拓本的发现及解读》（刊发于《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年第一期）认为“仅凭冠‘夫人’头衔来推定墓主是‘达官贵人’或‘贵妇人’，显然不妥”，他认为：“程夫人不是因避难或避乱移民在衢山，而是在航行途中因病上岛，暂栖调养。不幸病笃，客死异乡，葬在衢山皇坟基夏家岙”。我觉得来衢山修养那是可能的，仙人之乡乃修养之佳地，而且程夫人在衢山居留时间不短，否则怎么在衢山建造私第，能够称得上“第”的，起码是大瓦屋，即使是行商，也是富豪；更重要的是程夫人“母仪肃肃”，“班氏可俦”，有“择邻之誉”，“举案之声”，品德贤良，可以与班氏孟母相媲美，也不一般的人物所能如此称道。对程夫人大可再作进一步的考证。
　　南宋名僧慧询法师为华云寺住持。慧询大师（1119-1179），字谋道，号月堂，俗姓陈，原籍永嘉。他的父亲陈安举家迁置到朐山定居。八岁过年时，父母带他到祖印寺（时在衢山）拜谒印善隆禅师，他竟然喜欢出家，不想回家。14岁受戒。受戒不久即到明州延庆寺，拜澄照大师学习天台宗教义。大约35岁时，回朐山任华云寺住持。在华云寺期间，一次，他托钵外出经海岸，忽遇一群盗贼，要的东西，他对盗贼说，“你们不过想要我的财富。”就一边把身上的财物都给了他们，一边不管盗贼威胁，坚持向强盗讲说善恶世报，强盗被感化，把财物都还给了他，并表示一定弃恶从善。
　　南宋绍兴末年（1162），慧询任宁海法昌寺住持，后又任净名寺、普和寺住持。乾道五年（1169）任延庆寺住持。他常高坐讲经，开讲时很多信徒远道赶来听讲，就是讲堂走道也站满了听讲的人。丞相魏杞十分敬重他。
　　淳熙六年（1179）十月二十七日，慧询知自己将圆寂，他勉励徒弟好好修行，嘱咐去看望他的官员维护法纪，然后写下偈语，口中念佛，结印跌坐而化。停龛弥月，唇脸鲜红，其容若笑。堪称一代名僧。
　　 ……
　　
　　 7、衢山古代环境说略
　　从新石器时代开始，衢山就成为了舟山最早的先民居住地之一，到了隋唐之时更为发展，贝武权在解读程夫人墓志铭时说：“程夫人下葬在衢山皇坟基一线，表明该港埠在隋唐之际已成为东南航海之要冲，商贸发达。”到了宋元之间，就更加发达，商业铺展，人流增多。衢山为什么有这样的气场和引力呢？环境是一个客观的因素。
　　（1）古书记载的“蓬莱是海中之岛，海水洪涛所环、高峻、形如壶器，惟飞仙能到。”正是古时衢山岛的逼真写照。古人称衢山“乃仙子所居”。唐时属明州鄮县蓬莱乡，宋、元时属昌国县蓬莱乡。旧称岣山，或朐山。明、清时又称衢山。衢山岛在烟波浩淼之间，在碧波雪涛怀中，山秀水明，物产丰富，景象壮观；而又天高皇帝远，这里“虎狼不产，经暮夜而无恐；兵燹不至，处乱世而无忧”，实在是海上桃源，人间仙境。衢山晚清秀才草拟的《衢山志草纲》写道：“大德志按：衢山之峰以百计，此云士者在洋面远望而云也。”又说：“登其巅，如普陀佛顶，可望三辅日本。”百峰高耸，云雾缭绕；站在山巅，可以望见“三辅日本”。在茫茫海上人们远远就可望见，就会有前去停靠的向往；有向往桃花源式宁静生活的之人喜欢来，而逃战避难也想来，航海者自然也常常停靠，自然人源不绝。就是明、清海禁时期，一旦禁管有所说放松，就有人偷偷上岛，所以在解禁之前，衢山就已经有很人居繁闹了，如晚清秀才乐声和们，早在展复前就安居在此。
　　（2）衢山岛位于舟山群岛中北部，处长江、钱塘江入海口外缘。因此无论从长江沿岸入海还是从钱塘江入海，驶向东南，定经过衢山，这是地理造成的必然。风向、潮汐等的自然现象，使得很多东南航海的船只自然进入衢山界面，从而停靠衢山。新石器时代的先民可能就是由潮流等的关系被送上了衢山岛的。日本平安时代中期天台宗僧人，人称善慧大师的成寻(1011-11/1081)在《参天台五台山记?卷一》写道：“廿七日丁未天晴。巳时，出船。依有北风，以橹进船。未时，著明州黄石山，山石幷土，其色如红；大海水大浊，最黄。从此岛得顺风，一日至明州云云。北见北界山，有人家。依南风吹，去黄石山。回船著小均山，黄石西南山也。有四浦，多人家。一浦有十一家，此中二宇瓦葺大家，馀皆萱屋。有十馀头羊，或白或黒斑也。小均山东南有桑子山，有人家，湾海五六町。桑子山南隔海数里。”这里的黄石（泽）山、小均山、桑子山均是衢山境内小岛。“从此岛得顺风，一日至明州云云”正是潮流与风向的作用。就是上世纪40年代，从温州到上海的客轮，因潮汐与风浪的关系，也时常会在衢山停靠，从而使书法家马公愚在衢山留下了印迹。当年的陈友谅的一部分向东撤离的将士进入衢山可能也有潮汐风向的因素。
　　（3）以“衢山”命名，是因为“该岛四周海洋开阔，可通巨轮，如通衢大道”。我国有三大海峡，台湾海峡、渤海海峡，琼州海峡，其他都叫水道。衢山海域就有三条水道，即衢山水道，黄泽水道，川湖水道，是出入杭州湾的重要通道之一，是对接韩日的前沿港口之一，是东南航海的要冲之一。衢山海域水道开阔，东西南北即可通航。而又处长江、钱塘江入海口外缘，距离上海、宁波城市近，故而往来船只大多经过此地。衢山港湾是历史上的南来北往的海上重要通道。
　　（4）有了这样的地理形势，因此衢山岛成了舟山新石器时代最早遗址之一。有了这样的优势，临居衢山的人口不断增多，到隋唐这儿就已经是东南航海的要冲，商贸发达的岛山，而到了宋元已经很为繁盛了。衢山寺院山庙的发展可以看出。如果说到海上丝路，舟山水域，肯定离不开衢山这个中途站点。
　　 那些看似破旧的文物，流失的古迹，史韵煌煌，意味无穷。不禁吟道：当年风华史韵在，今日何能添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