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者的能力就是深潜的能力”
罗伟章 1967年生于四川省宣汉县,现居成都。四川省作协副主席,《四川文学》主编。著有小说《饥饿百年》《大河之舞》《太阳底下》《世事如常》《谁在敲门》、“尘世三部曲”(《声音史》《寂静史》《隐秘史》)等,散文随笔集《把时光揭开》《路边书》《风和微风》,长篇非虚构《凉山叙事》《下庄村的道路》。曾获“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人民文学奖、十月文学奖、钟山文学奖、凤凰文学奖、郁达夫小说奖、高晓声文学奖、万松浦文学奖等。
白 浩:刚读了你的中篇小说集《镜城》,读这部作品,我确实深刻地感觉到你是一个不愿被定义也不能被定义的作家。这部集子里的六篇小说,与《我们的路》《大嫂谣》《奸细》时代的罗伟章迥然有别,与《谁在敲门》《尘世三部曲》也非常不同,你觉得不断变化对作家意味着什么?你自己更欣赏哪一个罗伟章?
罗伟章:对一个作家来说,变是危险的,特别是,如果这个作家某一个阶段的写作已比较成熟,而且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可,再去变,就可能自绝于坦途,走上“不归路”。但写作的快乐和艺术的本质,又都与变结盟最深。变不等于创新,许多时候,我们以为变化就是创新,那是奢谈创新。小说发展到今天,各式各样的叙述策略都被尝试过了,且都有了杰作,想创新是难的;当然也因为难,才招引着那些有志向的作家,前仆后继地试图去克服难度。创新难,变化是可以的,它代表了一个作家不满足于一种模式,希望自己有更多可能性,而且也是不断地调试,看哪一种表达与自己更加契合,更能抵达完美。
我说不上更欣赏哪一阶段的自己,我依然在尝试。
白 浩:你多次强调小说“种子”的意义,你能就这部集子里的作品具体谈一下吗?
罗伟章:比如《将近两千年前的一桩悬案》。这篇小说取自《三国演义》。印象中,《三国演义》我大概读过三遍,第一遍读到刘安杀妻那一段,很为刘安感动,那时候年龄还比较小。第二遍读,已经上了大学,再读到刘安杀妻,就有些不舒服,眼里老是出现那个被杀的、沉默的、无名的人。大约十年前,有天突然想起那一段,心里盘算着是不是应该写个小说——就为那个无名者。但一直也没写。前两年第三遍读,就觉得非写不可了。仿佛落着大雨,四野无人,只有那个无名者,在雨里淋着,彷徨四顾地走着,脚步蹀躞,目光锐利而忧郁,我再不写,她就不能从雨里出来,或者说,她的天空就不会晴朗。
再比如用作书名的《镜城》。30年前,我当时的单位有个人离职了,半年后回来,说自己在北京一家公司写剧本,说自己在那公司很吃香,是个骨干。这让我惊讶。他在单位上烧锅炉,平时没听说他能写,更没听说他写过什么。那时候我是单身汉,他爱到我寝室来聊,有天他来告辞,说又要上北京去了,同时带来一篇他新写的文章,写在学生作业本上,只有半页,我当即看了,几乎没有一句话是通顺的。这让我为他悲凉起来,我知道他不可能进什么公司,更不可能成为骨干,他只是用想象为自己塑造了一种生活。从那以后,我再没见过他,也没有他的消息,但他一直搁在我心里,有天想起来,就写成了这个小说。
这些都是种子,你也看出来了,是不同类型的种子。
白 浩:发表于《钟山》的《镜城》,获了很多奖,有颁奖词说,《镜城》“在个人遭遇与家国历史的回忆和想象中,书写了现实逻辑与历史悖论的互为纠缠,精神寄寓和价值归宿的自我诘问”,而你取材的“种子”是那么小,是怎样让一粒小种子长成一棵大树的?你如何评价主人公陈永安这个人物?
罗伟章:当一个人开始自我审视的时候,身份再卑微,也有精神的巍峨。陈永安这个人,当然不再是30年前我那个同事,他有了更丰富和更宽阔的维度。他在现实中梦想,却并不因梦想而看轻现实。现实是他必须面对、必须应付的,但梦想也是他的权利。他的生活很不如意,在困境中挣扎,挣扎无力,就用长梦去实现,这也是一种人生。人生并非只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部分,更不只是讣告上的部分,还有很多潜伏起来的部分,潜伏起来的部分更复杂更深邃,写作者的使命,就是打捞出那一部分。写作者的能力,也就是潜水的能力。
白 浩:《逆光》这个小说似乎有《谁在敲门》的笔法,在作家的凝视当中,一粒土块也能成为旷野,万般心事葳蕤生长。《北京文学》中篇小说奖颁奖词中说,《逆光》“重新阐释中国式家庭伦理在时代语境中的嬗变,仿佛切开城市一角,四两拨千斤,是时代的浮世绘……貌似生活流的叙事里,饱含着戏剧性,暗藏着象征性”。你如何看待小说的速度和象征?
罗伟章:当列车提速,当地球成为“村”,当网络空前发达,空间感就从某种程度上被剥夺了,作家们所依赖的陌生空间里发生的陌生故事,已经失去了效用。这就要求作家写出别样的小说,在看似千篇一律的生活细节里去重新发现,重新建构一种小说范式。这种小说拒绝快阅读,不能静心,就不能阅读,而一旦静心,就能读出平时没有在意和随手丢弃的痛和爱、阴影和光明。这类小说是主动的——主动选择读者。至于小说的象征,任何一种风格的小说,只要写好了,都会构成象征,因此象征不是刻意制造出来的。
白 浩:《从第一句开始》这篇作品,写一个小知识分子怀揣理想,却无法融入现实,而在逃离现实的途中,又并未获得理想主义意义上的新生,差一点“被钉死在书架上”。批评家郭艳在评点这部小说时说,该小说塑造了一个“非典型性人物”,同时又认为这个人物:“其实是千千万万个曾经的你和我。潮流中行走的我们却往往不在时代之中,走丢的是时间、记忆还是曾经被时间和记忆赋予的意义?”这样说来,又不是非典型,而是典型的了。你怎么看?
罗伟章:小说是怎样写的,我就是怎样看的。我们很容易就融入潮流了,那是从众的道路,也是安全的道路,人当然要选择安全的道路,这是天性使然,因而是无可指责的。但也恰恰因为这样,我们更需要一种光彩,这种光彩是由很多要素组成的,比如温度、细节、抚触感以及抵达心灵又照亮远方的情怀和理想主义。这些实在是太要紧了,但我们很容易就忽略了。当我们忽略掉这些,生命里还剩下什么呢?确实就是在潮流中而不在时代里了。“潮流”这个词,往往与“席卷”联系在一起,如此,生命过程就被空置。过程空置,时代便与自己无关。理想主义缺失,就可能出现两种人生,一是沉重,二是虚无。对一个时代而言,也是如此。那个小说中的“我”,非典型性是显性的,典型性是隐性的。郭艳的评点我也看了,她说:“现实生活中,更多的‘我’连南下创业和拒绝平庸的勇气和想法都不曾有过,就已经在理想和现实的两个维度铩羽而归了。”说得好。从这个角度讲,的确又是非典型性的。
白 浩:《白岛》是一个奇特的小说,是一个“在路上”的小说,但最后,路断在荒岛上,茫茫大河成了唯一的路。读这个作品,我感觉在不断进入生命内部,那里荆棘丛生,越深入越觉得胆怯和疼痛,但那偏偏又是生命的本质,因而也坦荡和宽阔。我觉得,这篇小说与《名人》形成了意义上的互文关系。
罗伟章:你说得对。我自己也比较喜欢《白岛》。我有个长篇叫《世事如常》,《白岛》是从这个小说“溢”出来的部分,不是故事本身,而是情绪,或者说对世事的观察。《白岛》里的人物,始终在探究生命,《名人》里的人物则是努力在经营生活,他们刚好形成对照。
白 浩:我关注到不少批评家谈论你的语言,认为你的语言不是你写出来的,是自然生长出来的,这是相当高的评价。你如何看待小说的语言?
罗伟章:语言不是语言本身的面貌,而是视野的面貌、思维的面貌、情感的面貌、境界的面貌。比如,一个有语言羞耻感的人,羞耻感绝不只是表现在语言上。个体是这样,整体也是这样,如果研究一个时代的俗语和流行语,定能有效考察出那个时代的社会风尚和精神质地。作家应对语言担负使命,好的语言是有香气的,读有些作家的作品,能分明闻到语言的香气。或许,在我的观念里,庄严应成为语言的底色。庄严不能伪装,想伪装也伪装不来。有些作品通篇插科打诨,用语不避俚俗,却让我们读出了富有力量的生活,读出了语言的美;有些作品满脸正经,却显得粗鄙、卑琐和狭隘。所以语言不只是语言的事。
(作者系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